黄星清：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正确进行伟大斗争

 

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正确进行伟大斗争

——从欧阳修的“愤青”奏章看唯心主义对北宋国家治理的危害

 

庆历三年九月，正是“庆历新政”开始启动的时候，欧阳修连上三封奏章给宋仁宗。三封奏章正气凛然，洋洋洒洒，角度各异，但中心思想只有一个——要求宋仁宗严惩“执宰（作者注：执宰，指担任宰相）二十余年”的吕夷简，因为他一贯“奸谋邪说”“子弟不肖”“专夺主权”“胁制中外”“恶贯满盈”【1】。客观地说，其言辞的激烈程度比今天的网络愤青狠上百倍不止，光就“专夺主权（作者注：主权，指皇权）”一条，如果坐实，就可以致吕夷简于万劫不复之地，诛灭九族实不为过。

欧阳修（1007.8.1－1072.9.2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对于这种愤青式奏章，仁宗皇帝精神上给予鼓励——赐欧阳赐“五品服”，还当面嘉奖“数论事无所避”【2】；但实际上却对欧阳修的奏章“留中不发”。欧阳修几次催促皇帝表态，但是仁宗就是跟他兜圈子，打太极，顾左右而言他，而且，到最后也没有严惩吕夷简，甚至还提拔吕夷简的儿子，这令欧阳修百思不得其解。

吕夷简（978－1044.10.3），北宋名相

大家不要诧异，有宋一朝，这种人身攻击的愤青式奏章很多，属于普遍现象，这跟宋朝政治上的唯心主义是分不开的，政治上的愤青行动其实就是唯心主义的表现之一。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即便像欧阳修这样的名臣，都不免受整个朝廷浓厚的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尚实事求是之风，徒有空谈误国之实。为什么要这么说？让我们来看看欧阳修在参吕夷简这事情欠考虑的几个地方。

 

第一、欧阳修没有考虑到推行“庆历新政”需要平稳的政治环境。庆历三年，“庆历新政”即将全面推行，新政势必触及某些政治势力的根本利益。仁宗对新政可能面对的政治阻力还是有一定考虑的。吕夷简掌握相权长达二十几年，门生故吏遍布宋朝中高层政治体系。在吕夷简罪不昭彰时，贸然处理他，势必引发轩然大波，甚至可能出现大的政治动荡。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新政的推行所需要的平稳政治环境就荡然无存，这是作为最高统治者仁宗皇帝必须考虑的问题。显然，欧阳修没有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脑子里想当然的成分过多。

 

二、欧阳修没有考虑到吕夷简是当时政治平衡中的重要一环。文官政治平衡是宋太祖赵匡胤定下除了“重文抑武”之外的另一国策。宋太宗即位时就明确昭告百官和继承者——“事为之防，曲为之制”【3】，真宗干脆表达得更直白一些——“异论相搅”，两代皇帝的话翻译过来就是：加强中央集权，以平衡方法，防止相权坐大。文官政治平衡需要两派文官相制衡，决不允许一派独大。庆历新政期间，新政派以范仲淹、欧阳修、富弼、韩琦、杜衍等为代表，他们掌握着推行改革的巨大权力，但仁宗不可能允许新政派一枝独大，必然要扶持保守派以制衡新政派，以保障政治平衡。那么谁才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呢？当仁不让者就是担任宰相二十余年的吕夷简。所以，在新政派掌握改革主导权的时候，仁宗怎么可能接受新政派舆论主将欧阳修要求严惩保守派代表的主张呢？

 

三、欧阳修没有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斗争与党同伐异的本质区别。吕夷简是仁宗皇帝继位的坚定拥戴者。他在仁宗生母死后能否获得皇后礼遇这个问题上与当时的皇太后据理力争，置生死度外。他还在几次重大的历史关头，他都与仁宗皇帝坚定地站在一起，从而使得仁宗皇帝信任吕夷简长达二十几年。虽然宋仁宗在吕夷简谋求把军权跟相权一起抓这个问题上高度警惕（请参阅作者的《天怒，人怨——吕夷简政治企图的破产》），对吕夷简的信任打了一定折扣。但必须指出，相权与军权同管是皇帝的任命，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协调事、权、物，以应对与西夏的战争。而且大臣们一反对，吕夷简就主动提出放弃掌握军权了，没有一条道走到黑。也就是说，仅凭这一条，“专夺主权”的罪名远远站不住脚，毕竟，它与“专夺主权”的政治谋反或者军事政变等罪行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综上所述，欧阳修仅凭一些毫无真凭实据的罪名对吕夷简进行人身攻击，这起码说明欧阳修对待不同政见者的态度不是客观的，在政见上搞非此即彼，缺乏政治家应有的胸怀。同时，他也没有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充分考虑新政推行所需的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生活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事实上，如果欧阳修等新政派不能客观地对待政治观点不同的大臣，将庆历新政作为党同伐异的途径，采取扣帽子、打棒子的办法推行新政，那么损失的不光是个人的政治前途和政治信誉，可能还会使刚刚启动的新政遭遇巨大阻力而最终失败。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庆历五年，新政由于没有凝聚起足够的政治合力，在强大保守势力的反对下举步维艰。没有多久，改革领袖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纷纷被贬出京城，离开了政治中心，而新政推行的政策基本被推翻，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有宋一朝，政治上受唯心主义影响是极深的，而欧阳修的愤青式奏章仅仅是北宋政治精英受唯心主义思想影响的冰山一角。严重的唯心主义使得宋朝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实践中形而上学的东西多，缺乏辩证法。这一方面导致其内外政策总是在盲目自信和极度悲观的两极中做摆钟运动，北宋对辽国和西夏的战争就是最好的证明——最开始盲目自信、盲目进攻，遭到失败后就极端悲观，苟安主义盛行。另一方面导致不能正确地开展政治斗争，从唯物论的角度来看，正确的政治斗争本身是凝心聚力的思想武器，结果在欧阳修那里却成了讨伐异己力量、制造内部分裂的政治工具。不能正确掌握政治斗争的艺术，就会到处树敌，到处搞一刀切，到处扣帽子，因而就无法形成强大的政治合力。究其根本原因，这是其阶级局限所限制，欧阳修等封建政治精英的政见之分反映的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故必然党同伐异。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中，就敢于坚持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法，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正确、积极地开展党内斗争，使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思想上、行动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根本性基础。这是由于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真正代表了最广大人民利益，才可能真正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最博大的胸怀，将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起来。而积极开展的党内斗争，其目的不是庸俗的党同伐异，而是在正确的斗争中使全党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一步统一思想和行动，形成强大政治合力，去为共同纲领和目标而奋斗，一步一步把正义的事业推向前进。这是一切旧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力量无可企及的！

 

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因为它无法实事求是地对待客观实践，无法正确地分析客观条件，因而也就无法正确地开展积极斗争。对于这种唯心主义的错误，我们要引以为戒。毛泽东同志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把实事求是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4】 ，就是要求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因此，我们也比任何时刻都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这是我们形成强大政治合力，凝聚广泛共识，实现伟大理想的重要武器。

 

注 释：

 【1】参（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 · 卷一百四十三》，上海师大古籍所、华东师大古籍所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9月版，第3444、3445、3446页。 

 【2】参（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 · 卷一百四十三》，上海师大古籍所、华东师大古籍所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9月版，第3447页。 

 【3】参（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 · 卷十七》，上海师大古籍所、华东师大古籍所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9月版，第382页。 

 【4】参《改造我们的学习》 ，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作者系宏国智库理事长，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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