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立虹：重温邓小平同志“很管用”的文稿 ——国庆70周年有感之九

 

1975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

四届人大，是新中国史册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也是新中国历届人大筹备最曲折时间最长的非常特别会议。而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不仅是他“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要求“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的榜样，也是被他称为“很管用”文稿反对官僚主义的范例。现在重温小平同志这篇“很管用”的文稿，对深入体悟新中国70大庆主旋律颇有启迪。

熟知新中国历史的都清楚，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的四届人大，是总结1964年12月至1975年1月不平凡10年的重要会议，也是文革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会议最引人瞩目的是，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1964年三届人大“两步走”战略，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不仅规划了我国发展的蓝图，也成为后来“两步走”战略的重要基础。所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报告的精髓。周总理“重申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斗志，成为周恩来留给中国人民的政治遗嘱”（安建设《最后的使命——周恩来与四届人大》，搜狐网2006年01月07日《周恩来纪念馆》），也使这次大会成为新中国发展的里程碑。

四届人大之所以永垂新中国史册，还在于确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据孟兰英《1975周恩来在生命最后岁月里完成最后一件大事》（周恩来纪念网2018年08月01日，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所述：1975年2月1日下午，周恩来再次抱病从医院出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便开门见山地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想争取每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接着，周恩来用郑重的语气说道：“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以后这样的会议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4个五年计划！”周恩来完成了他生命最后岁月的最后一件大事。

四届人大历史地位的重要，集中体现在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的耀眼夺目，而这个报告正是邓小平同志用笔领导的结晶。他早在建国初期就告诫领导干部“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总是少数，即使做个大报告，也只有几百人听。个别谈话也是一种领导方法，但只能是‘个别’。实行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所以，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45页）。这个“精”，鲜活地反映在他主持起草的，全文只有5200多字的，不仅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中心意思表达得清清楚楚，还照顾到了方方面面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这是邓小平唯一一次亲自负责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字数最少的政府工作报告”（《南京日报》2014年03月06日第A13版，作者：佚名，原题为《政府工作报告那些事儿》）。他身体力行树立了“精”的样板，所以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很管用”。（附：周恩来总理《197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小平同志之所以多次强调他主持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很管用”，是因为它一波三折，“千呼万唤始出来”。据参加报告起草全过程的杨福云回忆（杨福云《毛泽东：报告只能写五千字  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和修改的一些情况》，人民网2005年03月22日>>中国人大新闻>>要闻>>人大要闻），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从1971年8月开始起草至1975年1月完成，几经搁浅，几经反复，无数次修改，堪称千锤百炼。1970年3月，毛主席提出在当年国庆节前召开四届人大，因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设国家主席”闹事而搁浅。1971年8月12日，毛主席又提出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周恩来几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部署包括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成立由刘西尧为总召集人，李鑫为第一执笔人，成员有几十位的起草小组，并多次主持讨论初稿和草稿，特别是1971年9月6日晚组织国务院业务组成员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李德生等和起草小组，边读边议《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并提出“整个报告文字不少，内容都有了，差不多，平一点。语言还可以精一点”（同上）最后修改意见，可就在起草小组夜以继日修改这个草稿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3”事件，起草工作中断。1973年9月，十大闭幕不久，又重新筹备召开四届人大，成立周恩来任组长，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华国锋为组员的《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10月16日至19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最后基本通过。但因为中央领导层出现分歧，四届人大仍然没有召开。直至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召开全国四届人大的通知，周恩来委托邓小平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小平同志到起草班子传达毛主席“报告只能写5000字，这是毛主席的要求，因总理身体不好，不能读那么长的稿子”的指示，对1971年和1973年两次起草的稿子一改再改，将可有可无的段落压掉，将可有可无的句子压掉，把一切可以压缩的词、字统统压掉，最终压缩到5000字。12月18日送交中央政治局讨论，20日送周总理审定。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总理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报以阵阵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大会一致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府工作报告》。

四届人大召开几经反复称得上一波三折，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无数次易稿最终由邓小平主持完成。毛毛、邓林《毛泽东81岁生日：最后一次与周恩来促膝长谈》也表示，“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下，决定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11月下旬，邓小平组织班子，抓紧起草工作。周恩来要在会场上站着念《政府工作报告》，可他的身体状况十分不好，报告如果太长，肯定坚持不下来。为了让周恩来能够在数千名人大代表面前，顺利地完成作《政府工作报告》的重任，邓小平建议，并报毛泽东同意，决定把《政府工作报告》限定在五千字以内。距离三届人大，已经十年没开人代会了，要作《政府工作报告》，有那么多的工作和问题要讲，五千字，怎么写啊！这一点，难不倒邓小平。这五千字，不但要写好，而且一定能够写好。一定要让这篇《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周恩来五十多年革命生涯和二十多年政府总理任职上又一个光辉的里程碑。邓小平亲自草拟了三段，每一段一千几百个字。讲的都是实际内容，虚的东西能少能免的尽量减。多年以后，父亲回忆起这段往事，还十分感慨”（2012年02月02日人民网-文史频道）。尽管起草报告的当事人与亲属的回忆在细节有些出入，但都反映了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精”和来之不易，凝结了客观评价那段成就的高超政治智慧，凸显了集合方方面面意见的神来之笔，不仅是政府工作报告的经典，也是政论报告的典范，所以耸立在全党全国人民心中，也成为邓小平同志念念不忘的“很管用”文稿。

小平同志之所以多次强调他主持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很管用”，是因为它高度概括了从1964年三届人大到1975年四届人大长达10年时间取得的重要成就，包括“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见附周总理《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也包括“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同上）；还包括“我们同各国人民一道，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同上）。可也有参与起草和讨论的人后来却否定这个报告，把那时“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的巨大成就说成“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把那时的“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说成一无是处，这是对他们尊称“邓公”的小平同志和对周总理的尊重吗？更为罔顾事实的是，2007年新课标版《历史》必修1第98页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续十年没有召开”（杨景秀 陈卫华《不可忽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中学历史教学》2010年 第8期）。所以，小平同志“很管用”的文稿，即周总理《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既是深入理解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重要成就的重要文献，也是坚持“两个互不否定”重大政治原则的一个基本依据，是国庆70大庆高扬毛泽东旗帜的必然所在。

小平同志之所以多次强调他主持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很管用”，是因为它既涵盖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思想，也容纳了他自己的多方面主张。特别关于现代化建设问题，最早是毛主席在1957年春的最高国务会议和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两次讲话都强调要建设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1963年8月，他在修改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中指出：我们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346页）。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四个现代化正式确定为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这一宏伟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方针，原本准备从1966年起开始实施，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打断了这个进程。根据周总理的委托，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过程中，强调要把四个现代化作为报告的重点来写。有同志分析说，“在‘文化大革命’耽误了近十年宝贵的时间后，邓小平之所以重提这一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实现的奋斗目标，其实更主要的是出自策略上的考虑。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什么大局？就是实现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都提到的四个现代化。他说：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从这个讲话，可以清晰地看出邓小平当时的政治策略，就是在不能明确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情况下，通过把四个现代化确定为全党工作的‘大局’，巧妙地以后者取代了前者。”（彭厚文《邓小平巧妙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共产党新闻>>领袖人物纪念馆2019年02月27日，来源：邓小平纪念网广安在线）这种说法是否全面客观有待考证，但通过政府工作报告，把四个现代化确定为全党工作的“大局”，并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认可，这就是小平同志“用笔领导”的过人之处，也成为后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奏曲。

小平同志之所以多次强调他主持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很管用”，是因为邓小平既是这份报告的起草者，后来又成为报告思想的亲身实践者。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回答大平正芳的提问时，“邓小平为中国现代化规划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闫鸣《都知道推翻“三座大山”，毛泽东最开始说的是要挖掉“两座山” | 礼赞70年》，中国青年网2019-08-03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显然，邓小平主持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两步走”设想，后来成为报告的亲身实践者，并进一步提出“三步走”战略，完善发展了这个战略。

小平同志之所以多次强调他主持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很管用”，还因为它是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榜样。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结合他起草的“很管用”的文稿，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太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炼。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的第三卷第381—382页）。党的十八以来持续刹四风，改进文风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为什么明明几百字能够说清楚的事情，却偏要整出个长篇大论来？因为讲大话、空话、套话、歌功颂德的话最保险，所以短不下去；因为讲长话显得对工作重视和认真，显得方方面面都能照顾到，所以喜欢往长了写。说到底，是扭曲心态和动机不纯作怪。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很管用”文稿，能够成为新中国两代领导发展战略的极好注脚，就在于短而精，简而明。而毛主席仅800字的《为人民服务》，能够彻底颠覆中国几千年官本位传统思想，成为真假共产党的试金石，就在于昭告了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与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昭告了能否完全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是判定真假共产党的根本标准。正如古人所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用笔领导”是文风问题，也是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问题，更是能否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战略部署的重大政治问题。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新中国70大庆，重温邓小平同志“很管用”的文稿，致敬“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并让新中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致敬为新中国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周总理！希冀人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记新中国是一部完整的波澜壮阔成长史，不容因时间久远而忘记，不容因任何理由阉割而否定，让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很管用”文稿，在汲取新中国成长发展壮大宝贵经验中继续“很管用”，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的新时代奋进中继续“很管用”。这就是为文的初衷。

附：周恩来总理《197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最新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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