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钱学森：被放弃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方案 ? ——钱学森的《中国经济总体设计构想》

 

被放弃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方案?

——钱学森的《中国经济总体设计构想》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初期，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有改革的冲动和愿望，但如何改?改什么?则没有准确的方向，只知道要过河，要发展经济，于是提出了“摸石头过河”的思路。但是“摸石头过河”都是在不知深浅的情况下进行的，特别是“价格闯关”失败之后，中国学者们看在眼里，认为这样瞎摸瞎闯是危险的。可能会摸到一条有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错误的道路。改革之初，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然，当时谁也没有胆量说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是说补资本主义的课)。改革之初，其实是还有一个“走社改”的改革方案的。

　　一个是以钱学森同志为首的“走社改” 总体设计方案，一个是吴敬琏为首的“走资改”总体设计方案。遗憾的是，历史选择了“走资改”。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许多时候，历史往往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从韩非子与李斯的选择以来，君子往往难敌小人，奸侫常常能胜忠良。许多朝代历史往往选择了错误的人选。因此，几千年来，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中国人民才这样久久地怀念他。

　　1979年钱学森就提出了“国民经济总体设计”送国务院。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直石沉大海。过中原因我们至今不得而知，恐怕许多人都有一些惯性思维有关。认为钱老是自然科学专家，对他提出构想总觉得不理解。钱老本是自然科学专家，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设计呢?话还得从周总理的要求谈起。因为周恩来总理在生前就希望钱老把“两弹一星”的管理经验推广到其他社会领域，于是便有此设计方案。

　　多年后，许多人都还为当时没有采纳钱老的方案感到遗憾：“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信息控制研究所专家于景元教授在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说，要从总体上考虑，研究和解决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深层复杂的问题，就应按照钱学森提出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建立国民经济总体设计部。于景元教授说，这种国家经济的总体设计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方法，是中国人的创造，它不同于西方的“思想库”，“智囊团”等。它是借鉴了中国“两弹一星”研制中总体设计部极为成功的经验，周恩来总理在生前就希望把这些经验推广到其他社会领域。于是一九七九年钱学森提出国民经济总体设计部的建议。一九九零年，钱学森从国家的宏观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角度，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总体设计部体系的建议。(《钱学森提出建立中国经济总体设计构想》原载美国《侨报》1993年4月18日)

　　其实，及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界许多人也还没有能真正理解钱学森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重大贡献。正如2009年12月2日在国防工业出版社在北京远望楼召开主题为 “读《钱学森书信》 学习钱老科技创新思想”座谈会上，我国系统科学领域知名专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研究员于景元说,钱老过世以后，他很注意媒体在网络上的报道，发现不管学术界还是普通大众，大家对钱老在航天领域的贡献一致认可，但从钱老整个一生的科学贡献来看，还有大量的贡献还没有被大家认识。他认为“钱老的知识结构首先有学科理论深度;第二有跨学科、跨领域的广度;第三有跨层次的高度。于景元表示，从这个角度看，钱老是一个“三维科学家”，我们现在科学家大部分是“一维”，“二维”也不多，他还指出“所以我说钱老是一个科学大师、科学泰斗、科学领袖，一代宗师，百年难遇。”

　　“1979年，钱学森报出了“建立国民经济总体设计部的建议”，80年代后期，钱学森在总结现代科学技术员新成果以及国内外成功经验(特别是祖国老一代领导人的智慧)的基础上结合运用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高新技术提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体系”也就是“大成智慧工程”，这就为在我国建立总体设计部找到了很理想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并使之切实可行。” (钱学敏《论“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原载《中国软科学》1994年第3、4期)

关于钱老提出总体设计方案，鉴于信息来源关系，当时，作为我们青年学生来说，我们当时只知道有这样一个设计方案，但内容不知其详，或许当时看到这个方案的人也并不懂得其重大的意义。今天，我们再次审视这些个方案，我认为，我们的改革错失了一个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走社改”的方案。

一、改革方案的总体思路——“摸石头过河”靠不住，要用科学的方法过河。

　　在改革之初，钱学森同志就敏锐的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改革靠“摸石头过河”是靠不住的。正如他在一次讲座中指出：“我们国家的宏观管理方法就需要改革，过去我们采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一是经验法。譬如说.我见到什么问题就抓什么，也叫分散处理办法;还有一个，就是抓重点法，认为哪个是重点就抓哪个;还有一个常说的办法叫‘摸着石头过河’。我觉得这几个方法面对整个国家这样一个复杂问题，而且又是在急剧变化、发展的社会，要真解决问题恐怕是困难的。我最近讲过：“放卫星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说，火箭上去了，再测它的位置、速度，等位置、速度测下来，知道它要往哪去了，再看看去的地方对不对，若不对，就再纠正一下，这不就叫‘摸着石头过河’嘛!要是这样干，那卫星不知要放到哪去了。我们是把轨道的可能性都算好了，然后预先设计了控制系统，然后还设计好了万一出现一些不正常的干扰将如何处理的系统。这些都由电子计算机控制，这时才能放卫星。所以我看刚才这几个经验方法恐怕都困难。要说理论方法，现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很多，这些理论我认为也都有道理。但我想假设问一下写理论文章的人：‘你敢不敢签字，我按你说的理论方法去下决心干，出了问题我可是要问你的。’恐怕他不敢签字。若有一个重大国家建设问题，请了专家们来讨论，专家们都会说得很有道理的，并且都有一套方案。但很可能专家们最后几句话是：‘这是我的见解，我可不敢保证你按我这个办法去作一定行，不出问题’。另外还有一种常见到的情况，就是介绍某国在某个历史时期是如何办的，好象很成功，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照他的办呢?这恐怕就说不准了。别国在他的具体条件下，在一定的时期内是一个成功的措施，拿到我国行不行?恐怕借鉴外国的办法也没把握。现在我们国家在发展、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而且正如前面所讲的，是高速发展和变化中所出现的问题，使我们感到确实复杂，老办法是不够用了，除了上述的几个方法外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应该考虑，这是我要介绍的系统工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88年02期 )

　　因此，钱学森同志提出了与“摸石头过河”完全不同的“过河”的方法。他认为，要“过河”必需要有科学的态度(当然，若是有些人本来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早就有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打算，“摸石头”只不过是个幌子，那就另当别论)，需要用“三个层次一座桥梁”的学科认知体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

　　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需要如何改?需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钱老认为指导思想离不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这座桥梁的指导思想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改革，而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并不是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直接去指导改革的的实践，而是需要通过三个基础理论即：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思想去?指导?基础理论?指导?应用理论?指导?技术理论，?指导改革实践。

　　当时，宋健同志完整阐述了钱学森先生用这种“大成智慧工程思想”指导改革的重要意义，宋健同志在一篇文章中归纳总结钱老的思想时说“按照他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学说，现代科学共有11个大部门，各有自己通向哲学的桥梁。这些桥梁都是哲学理论，但不是哲学的本体部分，而是某种哲学分论。桥梁者，两“岸”之间的联接部也。学科体系中的桥梁，一边联接的是可以实证的具体科学，包括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三个层次;另一边联接的是思辨地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即哲学。由此形成科学技术各部门共有的“三个层次一座桥梁”的学科体系结构。11个大部门有11座桥梁分别与哲学联接起来，即11种哲学分论，系统论是系统科学通向哲学的桥梁，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论下的哲学分论之一。”(宋健主编 , 《钱学森科学贡献暨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 2001年12月第1版 , 第239页)

　　在这个学科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统帅一切的最抽象、最基础的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桥梁”与九个学科部类相联系，九大部类通过各学科体系再指导改革实践。显然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过河”比盲目下河“摸石头过河”要科学得多。当然也要难得多，但它最重要的是这种改革是无产阶级政权下的，自我完善的改革，也可以说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

　　但是这种思路如何从理论走向实践，如何运作呢?钱学森提出了他的思路：“我想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的体系，无非是给党和国家提出咨询的意见，或者它自己认为哪一个问题要研究，经过研究提出报告，或者接受国家的要求，为解决某个问题提出一个咨询报告，这都可以。它的报告经过刚才说的既定性又定量的全面的科学的分析的结果，当然我们不能保证它绝对不错，但是我想这样一种作法是尽现代科学的可能作的最准确的、最全面的分析。当然，如果国家领导人接受这种咨询的意见，定下来这么办了，实践的结果也只能大部分对，还有小部分不对，因为总体设计部的工作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误差的这部分要比现在的作法小得多，小得多，小得多。而且有了那样一个分析研究，有这套办法，出现了一些跟预见的不完全一样的，这个改变也可以返回来调整这个模型，作必要的控制和调节，即使有一点差别也是可以解决的。这样的方法是我们现代科学所能做到的最准确的答案。万一实践中有点不一样，也不怕，也比较容易调节过来。这样的作法我们中国还是有经验的。老的经验，远的就是搞原子弹、氢弹的经验;近的就是我刚才举的航天工业部系统工程中心的经验。我们国家还有其它的部门也做了工作，也有成功的经验，许多关于发展战略的研究就属于这个类型。所以我今天讲的就是把这些成功的经验综合起来，把它应用到整个国家规模，而应用到国家规模的可能性，这也是有理论依据的，就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嘛!”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88年02期 )

　　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管理没有现成的模式，特别是在借鉴苏联模式在中国出现困境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管理国民经济的确没有现成的经验和办法。“模石头过河”有盲目性，而盲目听信别有用心的，一心向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专家的话也不是办法，及便是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专家，也难免有认识不当的情况。很多意见往往很不一致。钱学森同志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他谈到每次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会议，代表们提了很多的意见。常常不见回音或不能解决问题。他指出：“往往一个提案，意见要落实不仅仅涉及到一个部门，它要涉及到很多部门，其影响也是很多方面。要求一个部门作出回答，很难，更不要说人大代表，政协代表所提的意见，是一得之见。他的意见要是放到整个国家来看，怎么样，就很难说了。去年我在政协说：”我们政协委员提的意见都很好，但是恐怕只能作为零金碎玉，不是一个完整的大器。”那怎么办呢?就要把他提的意见、提案作为一种信息储存起来，当考虑到某个问题时与这个信息有关系，就可从信息库中提取出来，这样我们就真正建立了一个意见信息体系。我想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将来我们还不光是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提的意见，任何一条人民提的意见我们都要重视。”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88年02期 )

钱老的思想与毛泽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与胡锦涛总书记在政协成立60周年大会发表讲话中提出“广泛集中民智”的思想如出一徹。

二、用系统工程思想管理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行。

　　在改革初期，许多人也都承认国家管理是一个系统系统工程，但什么是真正的系统工程，如何用系统工程去治理国家，还知之不多。

　　系统工程广泛使用于资本主义的大型企业管理，如何用系统工程管理国家，管理前不见古人的社会主义国家，绝不是照搬照套就能解决的。因为这个社会系统工程是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的，简单地说它是无产阶级政权下的社会管理工程，它需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钱老一再强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因此，他在设计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他首先就强调了指导思想的的问题。他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一切无从谈起。

　　当然，一个正确的方案和设计不能得到支持，除了因为有别用心的人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外，也还有我们的认识问题。记得在学习《国民经济管理学》(山东人民出版社版82年版)时，教科书只有最后几章提到了用系统工程管理国民经济的思考，但是由于当时中国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限制(当时微电脑还非常简单，286电脑就是最高档的)。许多现代管理思想在中国还缺乏可操作性。许多在军方、国防企业使用的电脑还不能大量用于国民经济管理实践。因此，当时也看到过有一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文章中提到，像系统工程这样的管理方式，在西方仅仅是在一些大型企业使用，至今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国家层面上使用过。对在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系统工程进行管理前无古人(其实社会主义出现，几千年来也是前无古人的)是否有可能，很多领导人也有这方面的顾虑。但是钱老认为采用系统系统工程管理国家完全可能。

　　钱老在讲座中指出：“这很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些科学方法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法子应用的，它只有在大企业中，在企业内部才可以用，到了国家规模它就不能用了。去年在软科学会上我讲了这个问题，我说：我们相信系统工程、软科学这些方法在我们国家的管理上是可以用的，因为它是科学的方法，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同志们要看到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些方法在管理国家上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的社会制度是资本主义。这段话是说明在我国完全可以用系统工程这个科学的方法，而且这些科学方法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更小的范围内如军事作战计划中，企业经营方针的计划中，是成功的。现在我们只是把这些成功的经验用到国家规模，而且这个运用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得天独厚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用这个方法的，显然是在外国发展起来的一个科学方法，但是我们可以搬来用，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与我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结合起来。”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88年02期 )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有制国家，是一元化领导的人民政权，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私有资产”的“守夜人”的性质，更不是“私有资产集团的行业协会”(记得一次在深圳考察的时候，一个过去的改革前辈不无自豪地说，他的理想就是把深圳的政府建成私有资本集团的职业行会，一个小政府。)

　　当然，在资本义制度下，要在国家层面是实行系统工程管理体制是不可思议的，而如果是在公有制的统一的一元化领导的政治体制下，采用系统工程的管理模式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我们今天的国体和政体就是一个天然的优化的系统管理模式。它完全适合于进行系统管理。其理由是：

　　一是无产阶级政党一元化领导。执政党可以统一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只要执政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不出问题，系统的稳定性就有保障。

　　二是我国军事管理系统(包括军工企业)是世界上独有的。关于我国军队的管理众所周知是纪律十分严明的军队。还有军队的管属于是独具特色的(这得力于毛泽东同志的“党指挥枪”的英明论断，无产阶级政权是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党指挥枪可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先进国家形态的必需，所谓“军队国家化”或许并不是无产阶级政权的选择。没有必要看哪些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军队如何如何，没有任何借鉴意义。)

　　三是我国国防科研体系独具特色。以“两弹一星”科研管理模式的国防科研体系的先进性是不需要多说的，也是世界公认的。我国科技管理体制从目前来说，应该是比较有效的管理体制，特别是中国科研骨干企业，大型国有企业，许多还采用系统管理模式，一些军工企业，重要的国防准军事管理的企业目前仍然实行“两弹一星”企业的管理模式，并且还有创新。

　　四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从总体上说应该是比较好的。当然，近年来教育的情况确的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特别是在高校，这些地方是被西方意识形态“西化、分化”的重灾区。但总体上来说，受“走资改”影响尚在可控范围。特别是最近，我们欣喜地看到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正在得到有效遏制。说明只要政府中有“能人”，这把社会主义这把“刀”还是比较管用的，这充分说明许多情况下“只能怪人苯，不能怪刀钝”。

　　五是中国目前国家管理系统结构接近系统管理的优化系统模式。首先，精干的党委系统，从控制论角度来看这个系统具有“闭环控制系统”的全部功能。有事前监督、事后监督、事中监督系统，有明确的施控系统和受控系统、多重的信息反馈系统。从理论上讲这个执政党系统内部功能是完善的，控制是有力有。从执政党对外的控制来说，他对政府来说整体上作为一个施控系统，政府则作为一个受控系统，其间多重的监督、反馈系统，使我国无产阶级政权已经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系统。因为它是一个符合控制论模式的新型的，多重监督、多重反馈的闭环控制系统。从施控系统来说，执政党根据世界变化的信息，通过执政党的参谋机构，对外界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后，对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经济路线进行战略性调整，同时形成执政党的意志，将这些建议和决议信息输入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取得一致意见后，输入国务院进行细化成各种政策，并输出到省、市、自治区执行，省、市自治区将执政党信息进行分解细化后再向地、市、县一级输出。从国家施控各省，省一级对上是受控，对地州市则是施控。地州市对省是受控，对各县市则是施控系统。在中央、省、地州、市、县每项一级都具有“事前监督系统”、“事中监督系统”、“事后监督系统”，直接反馈系统、间接反馈系统、专门的内部信息反馈系统，外部信息反馈系统。

　　这样的一个管理控制系统是一个非常的效的，难以摧毁的系统，因为它来源于军队管理系统，这样的系统不是想当然的，而是世界各国千百年来的战争，数不清的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管理方式。但是我们又常常感觉到这个系统没有能发挥其更好的作用。原因是“我们的制度好比一辆马力强大的好车，而常常落在一些不会驾驶，不懂交通规划的人手里瞎拆腾”，因此，我的观点是“不能因为人苯就怪刀钝”。

显然，如果改革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那么我们国家管理的基本原则不会改变，不用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用放弃按劳分配原则，不用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不用放弃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会让国有资产流失，数千万工人下岗，不用追捧非科学的发展的所谓“鸡的X”，不用大开股票赌博市场、不会大卖采票鼓动人们觊觎不劳而获的美梦，不会让涉及国计民生的房地产企业、医药企业由私营资本为所欲为，更不会让“资改派”、误国精英、经济汉奸将中国人民劳动成果俸送给美帝国主义。而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也同样会有较大的发展。

三、国家的整体功能以及改革的整体性。

　　钱学森同志在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他的经济体制改革设计有两大特点，一是在指导思想上，他完全放弃西方经济管理思维和模式，完全依据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这是难能可贵的。二是从现代管理科学的“整体性原理”出发，从系统整体性来看国家这个系统的管理、控制过程。他指出：“从前我提过一个看法，就是国家的功能是一个整体，要全面地讲，大概也可把它分为八个方面：

　　第一方面：物质财富的生产。即我们所说的第一、第二产业。

　　第二方面：精神财富的创造。包括科技、文教、文艺这些方面，或者叫文化建设。

　　第三方面：为第一、第二作后盾的后勤服务方面，包括所有的商业、服务业通信、交通等，在国外叫第三产业。

　　第四方面：政府行政组织管理。最主要的就是在微观搞活的基础上，政府的行政组织管理是宏观的控制和调节。

　　第五方面：法制。这方面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建立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

　　第六方面：国际交往，包括国际事务、外交、友好往来、人民团体的往来，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交往应该是全盘的考虑，不能分散地考虑。

　　第七方面：国防。刚才已讲，不再说了。

　　第八方面：我们生活的环境。这个非常重要，这件事现在重视得还很不够(环境保护、三废利用等)。我曾经提出过，我们说环境保护太保守了，现在的科学技术完全有可能为我们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好的生活环境，只不过我们没有注意罢了，我们自己给自己搞了一个很糟糕的环境。

　　总的讲，有以上八个方面，而八个方面又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整体，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88年02期 )

　　钱学敏在评价钱学森这些思想时指出：“钱学森运用整体观和系统科学的方法分析综合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认为其总体上大致可分为四个领域、九个方面：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包括民主建设、体制建设和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和人民体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地理建设包括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可见，我们的社会和社会存在的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必须使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才能获得较高的工作效率即取得预想的成就、那种仅仅承认矛盾、矛盾斗争以及只抓一个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方法对于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已远远不够、为此钱学森提出设置专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设计部对这四大领域、九个方面的工作和问题进行总体分析、总体论证、总体设计、总体规划、总体协调，抓住关键提出现实可行的各种配套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为决策者和决策部门提供科学的决策方案。” (钱学敏《论“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原载《中国软科学》1994年第3、4期)

　　钱学森同志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设计的过程中，他遵循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原则，及从思想理论体系的建立入手，在他看来，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各个学科都必以马列主义哲学思维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桥梁”与九个学科部类相联系，九大部类通过各学科体系再指导改革实践。而不是以什么西方经济理论为指导。其实道理很明显，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以落后的“经济人理论”(即X理论)为假定前提的，同时他是为有产阶级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的。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是无产阶级人民的政府，其国体、政体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以西方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完全是“缘木求鱼”。

　　钱学森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没有给我们设计一套现成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但他给出了一个如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的决策模式。这个决策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走社会主义道路改革的失误。他是从经济体制和机制和角度思考经济体制改革改革问题。他并不是像某些专家提出了什么“物价、税收、财政、金融、外贸”如何去改。他认为如何改个别专家的意见不足取信，他量他们不敢为自己的方案负责。这样的自己都不能负责的方案，无异于“推瞎子跳岩”，有什么意义呢?他提出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应该有这样一个评估平台，不管你是“物价、税收、财政、金融、外贸、企业改制、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

　　钱学森同志指出：“我们多年来搞经济工作和政府工作的专家很多，也包括刚才讲的理论专家，刚才说了让理论专家签字、画押他觉得不好办，但是现在不要签名画押，就请你提意见，提了意见我按你的意思设计出一个模型，算出结果，然后再请你来看看行不行，你若还有意见，我还可以改，改了以后再算，算出结果再报告给你，你还有什么意见，这样不断改，改得你说不出意见来了，所有的专家都说不出意见来了，那就是我们中国最高智慧的结晶了。”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88年02期 )

　　显然，这种方式要比相信哪些别有用心的“司爷”的阴招要科学得多。如果我们的医改、教改、房改、国有企业资产评估、改制。物价闯关、增殖税出台、医药企业的民营化、文化体制市场化改革、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能否私有化等这些问题，如果在实行之前，经过这样一个系统、全面评估和研究再作决策，而不只听信个别有用心的专家忽倏，相信不会有今天这种种的不良后果。今天我们许多政策的出台，出尔反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实正是我们缺乏这种经济体制改革的评估平台和机制。

　　钱学敏在《论“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一文中全面论证和总结了这一体制、机制的运行原理，她指出：“这种总体设计部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为基础，采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的体系的方式进行工作。其工作特点是：要求多方面工作，人机结合快速同步进行，主要目的是激发群体智慧，选拉最佳决策方案。例如：

　　①根据任务需要，选拔各方面，各学科最优秀的专家和科技人员在总设计师的领导下组织起来采取Seminar(这是国外一切成功的学术研究团体所采用的集体讨论形式，一次讨论终结时主持人作小结，讲这次讨论明确了什么，还有什么有待以后探讨)方式的讨论，发扬民主，互相启迪与补充，汇集群体意见，给予初步定性，酝酿理想的方案与解决问题的途径。

　　②运用现代化信息网络技术，检索大量有关的古今中外信息资料认真研究、分析综合，吸取其中最有价值的知识和经验，以丰富、扩展专家的群体智慧，深化定性分析。

　　③将专家群体提出的方案、决策、数据等各种信息，与电子计算机、仿真、模拟技术结合起来对模拟的开放复杂巨系统及其解决方案，反复进行定性、特别是定量的分析，使之能从感性到理性、从微观到宏观、从部分到整体.迅速得出较精确的认识，进一步调动专家群体的科技知识激发创造性思维。

　　④利用多媒体技术(Multimedia technology)，特别是信息网络，甚至利用灵境( virtual reakity ) 技术和遥作技术门(Teleoperation)为总体设计部的工作者创造如同真实的情景棗灵境，与人作动态交互，使人感受到从前不能感受到的东西：大至宇宙，小至分子、原子，人都能审视感受，犹如身临其境，极大地扩展人的认识范围，迫使人们更新旧的思维方式，更加全面准确、如实地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起来，从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上，把握研究与设计的对象，审定所提方案的运用性，并不断予以调整，找出最佳方案。

　　⑤事态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必须及时利用现代化信息网络，快速将总体设计部提出的决策方案在实施中遇到的问题新情况反馈回来，显示在总部研讨厅的电子屏幕上，迅速调整仿真模型、各种数据、灵境、方案，并预测新的效果，再提供新的最佳决策。如此不断循环往复下去，决策一次比一次更准确、更高明。

　　由此可见，运用大成智慧工程的总体设计部，其作用、意义和优势是任何个人、集体与机构都无法相比的、这种总体设计部的本质特征是：

　　①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有关专家体系、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工具体系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所构成的，高智能化的人机交互系统，可避免少数人说了算，或开个会议一议就定案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减少决策上的失误。

　　②任何事物都既有性质方面又有数量方面，总体设计部自始至终都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从多方面的定性认识上升到定量认识。从思雄方式来看，是把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生动地结合起来，因而能更准确地把握事物的现象与本质、部分与起体、微观与足观的状态，避免形而上学。

　　③把科学理论与经验知识结合起来。一些不成文的实际经验与感受，甚至灵感、潜意识等等，虽暂不能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但对解决复杂性问题往往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取得“画龙点睛”之效。总体设计部实际上不仅可以集中领导的判断、专家群体的智慧，也可以汇集千千万万零散的群众意见，“集腋成裘”，把零金碎玉融铸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发展战略这就是科学与经验的结合。它把多年来我们党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科学地，完美地实现了，其意义远远超过一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建立总体设计部是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殷切希望。他曾建议把组织领导我国进行”两弹一星”设计、研制、发展的工作班子与工作方法棗总体设计部推广应用到社会其它领域、钱学森在周恩来，罗荣臻的领导下，亲身参加了这项工作，深深感到我国的‘两弹一星”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争光为民争气与总体设计部发挥了重大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文章最后还根据钱学森意见对如何做好“总体设计部”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首先，要站得高一些，建立总揽全局的整体观、这就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高概括，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扎根于科学之中又对各门科学的研究有着指导作用。要掌握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专断的唯心论;要灵活、辩证，反对僵化、教条的机械论。

　　第二委真正考察、跟踪世界形势注意第五次产业革命的浪潮对世界社会的冲击与影响、世界社会把世界各国联在一起，世界经济趋于一体化，但其间又矛盾重重，纷繁复杂、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处处要与世界社会经济、文化接轨，因而必须下功夫研究现代世界杜会把握其矛盾的来源、背景及发展变化的规律认真思考时代的特征这样才能迎接世界的挑战。

　　第三要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也包括学习组织管理方面的知识和才能。要研究现代战争、海湾战争、巴尔干战争等各种战争，使能更深入地了解世界社会形态。当今是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竞争实际上就是打仗，敌军事部署与措挥、战略与战术等军事辩证法也适用于组织管理的总体设计。

　　第四要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社会主义建国的总体设计部需要运用各种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要从现代科学技术中汲取力量、我国的总体设计部工作虽可以有所侧重，但它所面对的是四大领域、九个方面的各种层次。各行各业的复杂性问题，没有全面的科学技术知识，不可能使之科学而有机地协调起采发挥整体的优势。

　　总之，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设计部的功能是从整体上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去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它是科学、民主决策的咨询部。中华民族走过曲曲折折的坎坷道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风风雨雨中，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令人痛心的失误。但是，任何失误莫过于在总体设计、战略部署上的失误，它给民族带来的灾难最深重。”(原载《中国软科学》1994年第3、4期)

　　钱学森同志在这次报告中最后指出：“搞这样一个三大方面的体系的技术我们国家是具备的，这又说明了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要做的事就是报告题目——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设计部。由于这个总体设计部是国家的或者国务院的，下面的国家部门还可设分设计部。但是，总体设计部与分设计部的关系是密切的。分设计部不能独挡一面，不管其它，也不可能独挡一面，它必须在社会主义总体设计部总的规划、计划之下来搞它的一部分工作。我想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的体系，无非是给党和国家提出咨询的意见，或者它自己认为哪一个问题要研究，经过研究提出报告，或者接受国家的要求，为解决某个问题提出一个咨询报告，这都可以.它的报告经过刚才说的既定性又定量的全面的科学的分析的结果，当然我们不能保证它绝对不错，但是我想这样一种作法是尽现代科学的可能作的最准确的、最全面的分析。当然，如果国家领导人接受这种咨询的意见，定下来这么办了，实践的结果也只能大部分对，还有小部分不对，因为总体设计部的工作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误差的这部分要比现在的作法小得多，小得多，小得多。而且有了那样一个分析研究，有这套办法，出现了一些跟预见的不完全一样的，这个改变也可以返回来调整这个模型，作必要的控制和调节，即使有一点差别也是可以解决的。这样的方法是我们现代科学所能做到的最准确的答案。万一实践中有点不一样，也不怕，也比较容易调节过来。这样的作法我们中国还是有经验的。老的经验，远的就是搞原子弹、氢弹的经验;近的就是我刚才举的航天工业部系统工程中心的经验。我们国家还有其它的部门也做了工作，也有成功的经验，许多关于发展战略的研究就属于这个类型。所以我今天讲的就是把这些成功的经验综合起来，把它应用到整个国家规模，而应用到国家规模的可能性，这也是有理论依据的，就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嘛!”

　　从今天来看，或许还是有许多人也还看不到这套系统的重大意义，同时我们党虽然有那么多干部，但真正理解、懂得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人不多，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懂得现代管理，懂得控制理论、社会系统工程的人更少。我们这三十年来，我们错失了培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人才的机会，盲目培养了一大批只知生吞活剥西方经济理论的所谓专家，正如刘国光先生痛心地指出：刘国光提出福特基金会西化中国学者相当成功必须警惕。

　　2005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深刻分析了目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下降的原因，他认为，存在这种状况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

　　外部原因是：“第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社会主义是美国继苏联之后又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既定的。所以美国不断地对我 们进行西化、分化;

　　第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行了;

　　第三，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一些人因此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行了，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行。这是外部原因。”

　　内部原因：“总的说来，新形势下我们对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不足，放松了警惕，政策掌握失误，特别是教育部要负相当的责任!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高等院校经济学的教育方针不明确，目标不明确。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来教育和培养学生，还是双轨教育，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 行。现在许多人都讲双轨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几年前就讲现在实行“双轨制”，学生因此疲于奔命，很苦。学生既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要学西方经济学。表面上看是并重，实际上是西方经济学泛滥。并重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下降，西方经济学的地位上升。一些高等学校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 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中取消了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只要求掌握没有经过科学评论的西方经济学的原版教材。一些学校的研究生比如经济专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不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考西方经济学。这是教育方针的问题，这样的教育方针是根本错误的!

　　第二，教材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与时俱进，现在的教材也在改进，这几年大有进步，特别是抓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但是还不够成熟，数量也不多，没有引起学生广泛的兴趣。同时，西方经济学教材大量流入。人民大学有一个“工作室”，专门做这个事情，当然它也是很有贡献的，引进外国文献也是好的，但是它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版本，冲击国内经济学的教学。有一位教授说，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学教材开始发生比较重大的改变，中国经济学教育从以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向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发生着转变，如今，西方经济学已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因为教材的改变反映出教学重点的改变。有同志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高频率地引进外国经济学教材。他说，传统经济学教学模式转型的主要标志就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体系和教材的运用，其中很重要的是教材的运用。这说明我们现在已经转型了。

　　第三，教师队伍、干部队伍的问题。“海归”派回来很好，可以充实我们的经济学队伍，充实我 们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知识，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就进入教师队伍和研究人员队伍;不经过评论、原本原汁地介绍西方的东西，却是有问题的。有些原来在国内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出去后把马克思主义忘了;有些理工科的学生出国学经济，学管理，其中很多人没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上海复旦大学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希望这个局面越来越好，认为送出去培养是中国经济学提高最快的办法。他说，训练有素的海外军团回流浪潮将加快，不断充实到内地主要大学经济学教学队伍里，势头势不可挡。我认为他的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再教育，没有受过训练，就走上讲台的这种做法流弊很大。另外，我们自己培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在不断萎缩，高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师队伍的培养和投入很少，奖励也很少。奖励也只有海外人奖励搞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情况是很糟糕的。孙冶方奖是国内的，但是处于惨淡经营之中。

　　还有是影响了干部队伍，比如对党校省部级干部班的教育，如果让主张以西方经济学为主流的教师去教他们，那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现在干部的思想也在变，虽然很多干部不是学西方经济学出身的，但是也在受影响。地方一些干部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上，在维护群众利益的问题上，都站在我们共产党的对立面，比如在房地产领域都是在维护开发商的利益，把老百姓的利益完全置之脑后，这就是受影响的表现。还有，一些地方提拔干部，规定必须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进修才能提拔。这些都不是很正常，这是崇拜西方。

　　第四，领导权问题。领导权很关键。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高校的校长、院长，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长助理等等，还有主要部委的研究机构的领导，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相信他们中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的领导权被篡夺了。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科学单位的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我觉得应该检查一下，现在到底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比如北京某大学一些领导岗位，由西化色彩很浓的人担当。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受重用?我觉得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因为一旦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那么教材也变了，队伍也变了，什么都变了。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对这个状况很担心，他说只要领导权掌握在西化的人手中，他们就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我说一定要注意，各级领导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红皮白芯。我上面讲到的四个问题，我想中央也注意到了，但是高教部门没有检查，没有落实。”

　　我认为刘国光同志的分析一针见血，值得我们有关部门重视。显然，如果不是一些人妄图死心踏地复辟资本主义，而是真心地想让社会主义向前发展，以《中国经济总体设计构想》这样的方式来指导改革，我们的自我完善的改革道路，将会完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