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 双石：一腔酸腐气，满纸荒唐言——说说东夫《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的谬误

 

 一腔酸腐气，满纸荒唐言

——说说东夫《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的谬误

铁流  双石

子虚乌有的“基本一致”！

　　最近看到笔名为东夫的所写《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一文，其文章内容，主要是阐述和评价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所发生的张国焘分裂事件和四方面军南下失利，并涉及之前的遵义会议、强渡大渡河以及之后的四方面军北上、西路军等等内容，而作者出于个人对历史的偏见和对史料的错误解读，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有着众多谬误，因此需要严肃地予以指出和纠正。

　　在此更需要强调一下，东夫先生文章中所存在的，不是错误而是谬误!

　　在对张国焘制造分裂、率四方面军南下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和评价时，东夫先生居然发明了一个奇葩的观点：

　　撇开权力斗争的因素，关于南下和北上的争论的核心是红军的生存，或者说到哪里更有利生存，与政治路线、抗日与否并无关系。张国焘认为南下有利，中央认为北上有利。张国焘的打算是南下到四川和西康交界的一带建立根据地，他认为这一地区背靠青藏高原，面向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川西平原，进退有据。如果能够站住脚跟，粮食的供给、兵员的补充和战略上的进退应该不成问题。他的这一方案与遵义会议的决定基本一致。遵义会议做出的关于渡江作战的计划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中革军委关于渡江作战的计划》，1935年1月20日)目的是在四川建立根据地，与抗日无关，也无北上的计划。实际上是中央改变了原定的计划，并非张国焘。为此张国焘等与坚持北上的中央领导人争论过多次。(东夫《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

　　首先，东夫先生在此使用了偷换概念的诡辩手段，将中央与张国焘就如何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路线之争，偷换成“关于南下和北上的争论的核心是红军的生存”，歪曲了争论内容的本质，为他后面的谬论臆造出了一个虚假的前提。

　　事实上，中共中央与张国焘的争论，核心内容是新根据地的选择，是以有利于领导全国革命、向中国的核心地域发展，还是要逃避斗争偏安一隅，向偏远地区退却。具体地说，中央主张北出川陕甘地区建立新根据地，向抗日斗争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前线地区发展，而张国焘则主张放弃面向全国，向偏僻的西康和青海方向退却。这个争论产生于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翻越夹金山与四方面军会师、尚未与张国焘本人见面的时候，有多份双方往来的电报为证。正式在最高决策层争论并做出决议，则是在两河口会议上，有两河口会议决议为证。

　　其次，张国焘从来也没有“认为这一地区背靠青藏高原，面向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川西平原，进退有据。如果能够站住脚跟，粮食的供给、兵员的补充和战略上的进退应该不成问题。”众所周知，张国焘所主张退却的西康地区，是少数民族的游牧区，人口稀少物产贫瘠地形崎岖自然环境恶劣，而“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川西平原，”则是在成都附近，当时被四川军阀刘湘等所占据。这种情况下，西康地区怎么谈得上“能够站住脚跟，粮食的供给、兵员的补充和战略上的进退应该不成问题。”?

　　东夫先生应该努力恶补自然地理和当年民情的常识!当年的西康地区主要是指现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所属区域和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大部分区域——实际有效行政区域仅为金沙江以东地区(即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域)，[1]人口仅25万余人[2]。

　　至于粮食产量，据民国34年(1945年)9月西康田粮通讯载，西康省(这还包括了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雅安地区的大部分地区)粮食生产“康属总计为43.75万石，田赋征收3.1万石，民用为40.65万石，仅是当地人口之食用，而旅居、戍军、公务人员及牲畜之食用尚无所出”。[3]

　　请问这样的地方，怎么个“能够站住脚跟，粮食的供给、兵员的补充和战略上的进退应该不成问题”?就是张国焘本人，在《我的回忆》不是也承认：“我军的困难是粮食供应不足，引起藏人的反感……”[4]，而且还有很大篇幅来陈述在红四方面军在西康遭遇的困境，可东夫先生怎么就能对当事决策者的这些话，选择性的无视或忽视呢?这片地域人烟稀少，除了民族隔阂，藏民也没有从军的习惯。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离开康北北上时，从军的藏民不过百余人，难道这就是东夫闭着眼睛叨叨的“粮食的供给、兵员的补充……不成问题？”

　　当然，东夫先生可以把这个图画的范围指向“川西平原”，可只能面对不能到手的这块宝地，是墙上的画饼，还是现实的美景?东夫先生是看不明白，还是说不明白?

　　事实上，张国焘向西康退却的目的，是企图回避战争，偏安一隅，放弃共产党和红军领导全国革命的历史使命，而不是什么“面向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川西平原，进退有据”。东夫先生在后面关于百丈关战役的叙述中，又说到了张国焘根本没有进攻成都平原的打算，既然如此，那么东夫先生这里所说的张国焘认为“面向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川西平原，进退有据”，岂不是自相矛盾了么?

　　再次，东夫对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关于渡江作战的计划》，作了断章取义的解读，企图仅以“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这么一句话，来证明他所谓张国焘的“这一方案与遵义会议的决定基本一致。”

　　川西北，西康，当年这两个地域概念，东夫先生分清楚了没有?

　　不仅仅是地理和民情，东夫先生这一观点也与历史事实完全相悖!

　　张闻天所写的遵义会议决议中，并没有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任何内容(只有“在云贵川广大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话)，在陈云手写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第一段则是这样写的：

　　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5]

　　细读这段史料，就可明显看出，《提纲》是从全四川的角度上，提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而不是东夫断章取义所臆想的西康或川西北地区;《提纲》所设想的“背靠”，是指背靠西康区域，而不是东夫所臆想的“背靠青藏高原”。东夫在此将《提纲》中所设想的区域，向西移动了相当大的一段距离，将背靠西康地区、在成都西北或西南建立根据地，“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6](红四方面军当时还在通南巴苏区)，偷换成了背靠青藏高原、在川西北的西康地区建立根据地，并以此为据诬指遵义会议决议的战略目标，与张国焘的战略目标“基本一致”。

　　东夫先生难道不知道，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中共中央已经对这个方针作出了修订——在长征中，这种修订已有多次!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订计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抱着一成不变的设想，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那是李德!因敌变化而致胜，谓之神!这才是兵法之精髓!东先生难道不懂?

　　东夫先生对《提纲》中那段批评和修正这一目标的内容完全加以回避，无视《提纲》已经表明修正这一目标的时间，距离东夫所特别引用的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关于渡江作战的计划》只有不到两个月(“由威信回兵黔北”)，反而企图依据他自己所臆想的情况，将中央与张国焘产生争论的责任，归结为“实际上是中央改变了原定的计划，并非张国焘。”然而，东夫在做出如此荒谬臆想的同时，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还有一件事实更打了他的脸：不管遵义会议的决议内容是什么，当时的张国焘根本就不知道!因为受到当时通讯技术条件的限制，所以遵义会议的详细内容，根本就没有通告张国焘。东夫先生不是很愿意采信张国焘所写《我的回忆》么?怎么连张国焘懋功会师后向张闻天、朱德等人询问打听遵义会议内容的情况都不看?

　　在东夫先生看来，遵义会议决议的“目的是在四川建立根据地，与抗日无关，也无北上的计划。实际上是中央改变了原定的计划，并非张国焘。为此张国焘等与坚持北上的中央领导人争论过多次。”(东夫《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

　　这又是一个指鹿为马的诡辩!东夫先生显然不知道或者是根本不愿意正视：中央与张国焘争论焦点，到底是什么?因为一旦涉及了这个焦点，东夫这些结论先行式的谬论，就全都站不住脚了!

　　事实上，中共中央与张国焘的争论，产生于1935年6月，这时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刚刚下了夹金山，与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懋功会师，与张国焘本人还根本没有见面呢。

　　6月15日，中共中央用全国通电的方式，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7]，就是在这份文告中,中共中央就已经再次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政治口号。而且，也正是根据这个政治目标，中共中央提出了“赤化川陕甘”的军事战略计划并告知张国焘[8]。而张国焘与中共中央分歧和争论的焦点，恰恰就在这个北上抗日和赤化川陕甘的战略方针提出之后!

　　中央6月16日电，《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中就有，东夫先生难道连如此关键的史料都视而不见么?

　　事实上，张国焘是接到中央6月16日电之后，针对中共中央提出的“赤化川陕甘”和“适当时候派一支队打通新疆”这两项目标，才提出所谓的“南下”设想的。张国焘在6月17日的回电中，表示赞成中共中央的川陕甘计划(其实他是完全不赞成的!)，而对中央提出的派一支队打通新疆的计划，则改为“先集中主力打”，企图用这种偷梁换柱阳奉阴违的方式，改变中央的战略目标，将次要战略方向(打通新疆)转换为战略的主要方向。与此同时，张国焘还在6月17日和18日两电中，借口某些战术性的理由(松潘地区粮食和道路情况受限、平武等地的地形不利于进攻等等)，暗示北上困难，提出“暂利南进攻”，主张向雅、名、邛、大方向发展，同时还主张占领阿坝(东夫显然根本不明白张国焘那么注重与南下方向相反的阿坝，其用意到底是什么)[9]。为此，中共中央回电明确表示：

　　如此大部队经阿坝草原与游牧区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既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10]

　　中共中央的这个判断，简直就是对张国焘后来分裂南下结果的预言!

　　进取，还是偏安，这才是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产生分歧和争论的焦点!

　　实际上，既或从求得生存的理由来说(也就是“偏安”)，张国焘的“南下”也好，“西进”也好，都是战略选择上的败笔：西康也好，河西也好，都是荒僻之地，人烟稀少，粮食缺乏。红军主力进据此间，必然产生与民争食，兵员无济的问题。可以这么简而言之：南下最好的结局，也就是一红色刘文辉;西进最好的结局，也就是一红色马步芳。生存没有指望，发展更谈不上。

　　更重要的，是远离民族革命斗争中心地带，实现不了共产党人“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的历史重任，哪来什么前途!而党中央北上东进之战略方针所指向的陕甘地区，虽然也有地瘠民贫之虞，但却直正的面向了民族革命斗争焦点和热点地区，生存发展的机会更多更大——全面抗战爆发时，八路军一步就跨过黄河，从此海阔鱼跃，天空鸟飞，就是铁证。

　　历史证实了党中央的高瞻远瞩，也证死了张国焘的鼠目寸光!

　　这个历史，无论什么人，无论怎么写，也是无法替张国焘洗地的。

柳暗花明，是撞大运撞来的？

　　东夫先生根据他所歪曲的“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焦点”出发，去看待红四方面军的南下。在叙述和评价这一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东夫先生时时处处都要含沙射影地贬损甚至诋毁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明里暗里地为张国焘的南下错误找理由开脱责任，将张国焘南下的失败和中共中央北上的成功都归结于某种偶然因素，混淆正误是非之分。在对史料的采信和引用上，东夫先生大量采信和引用几十年后在国外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情况下所写的、错误百出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李德的《中国记事》，以及当时敌方带有极大立场偏见的新闻报道、某些红军掉队甚至叛变人员给敌方提供的情况、甚至引用某些很不确实的报告文学内容，却对当时中共中央与红四方面军之间的往来电报、中央一系列会议决议、中央文件等等具有第一手客观真实要素的文献史料，都以结论先行的偏见立场，采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态度，不惜歪曲历史事实，以迎合他个人许多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

　　所谓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矛盾，本来是张国焘刻意挑拨造成的，并且张国焘还有意借此将他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和矛盾，扭曲为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矛盾。而东夫先生则不分青红皂白，一概采信与附和张国焘的观点，片面夸大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矛盾，甚至用以为张国焘的南下涂脂抹粉：

　　在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看来，北上是畏敌逃跑，南下是积极进攻。对中央不满情绪的激化，则给南下‘进攻路线’增加了一种情绪化的色彩，他们要用英勇的战斗和伟大的胜利来洗刷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水，维护部队的荣誉。（东夫《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

　　难道东夫先生不知道张国焘和陈昌浩都参加过中央政治局举行的沙窝会议么?难道东夫先生就不肯去看一眼沙窝会议决议中对所谓的一、四方面军矛盾是如何分析和提出解决办法的么?这些史料，东夫先生应该是绝对不会去看的，因为那些史料在当时就不符合张国焘的口味，现在当然也不符合东夫先生结论先行的主观论断。

　　在张国焘一再违抗中央决议，拒不执行中央早已决定的北上方针，并企图以军阀主义的方式胁迫中央南下时，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中央机关，按照中央既定的战略方针先期北上。当时张国焘对中央的北上，认为是“不饿死也会冻死”。现在东夫先生居然也继承了张国焘的这种论调，将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北上说的一无是处，并大言不惭地歪曲历史事实：“10月19日，已呈山穷水尽之势的中央红军，在吴起镇得到了刘子丹、徐海东的确切消息，上上下下如绝路逢生欢欣若狂……”(东夫《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

　　活灵活现，说得跟他在场亲眼瞅见似的。

　　可惜，东夫先生的这段话，仍然是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的胡说!

　　中共中央自9月9日率红一、三军北上后，于9月12日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俄界会议，坚持原定北出陕甘的战略方针。而“通过游击战争靠拢苏联”，仅是当时的若干战略选择之一，最根本的战略方针，则是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所说的：

　　中央不能到打箭庐（即康定）去，要到能领导全国革命的地区去！[11]

　　这才是中共中央要坚决北上的根本原因!

　　9月17日，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击溃敌鲁大昌部。9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而从当地报纸上获得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的消息，就是在哈达铺，而不是东夫先生所胡说的什么中央红军山穷水尽之势到了吴起镇!

　　事实上，中共中央在过草地的时候就早已知道陕北有红二十六军存在，这在沙窝会议决议、毛尔盖会议决议、俄界会议决议中都有明确显示。中央在哈达铺获得的消息，一者是比原来的消息要具体，得知陕北红军已经有了相对较稳定的根据地;二者更重要的是，从获得的消息中，中共中央判断红二十五军即将或者已经与陕北红军会合!这就表明，陕北红军的力量更加壮大，比中共中央之前所预计的要乐观得多。事实上，中共中央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与9月15日会合，正是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的那个时间。

　　9月20日在哈达铺，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常委会议，依照俄界会议的决定，完成了陕甘支队的整编，并派出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可能的话与国际接头”。[12]同一天，中央红军也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到会，并在讲话中以他独有的雄辩和魅力，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和干部的信心，振奋了全军的士气，一扫之前部队中存在的沮丧灰暗情绪(有会议参加者的回忆为证)。另一方面，哈达铺是回汉混居的农业区，刚刚从渺无人烟的草地中走出来的中央红军，在此地获得了丰富的物质补充，中央红军的情况明显好转，何来“山穷水尽之势”?

　　中共中央原定的战略方针，是争取建立川陕甘交界地区的新根据地，但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导致中央红军到达这一地区的部队只有疲惫的不足万人，已经无法按照原定战略计划在陕南建立新根据地，因此中央只能按照俄界会议时的估计，争取以游击战争的方式靠近苏联去创建新的根据地。而在哈达铺获得了新的消息之后，中央红军以每日120里的速度，连续几天急行军，突破了敌军的渭河封锁线。于9月27日占领榜罗镇。由于中央红军刚刚从极为艰苦的草地走出来，部队的体力衰竭得不到恢复，故而在连续几天的急行军中，有不少人员掉队失散，这才是中央红军出陕甘之后有相当数量减员的事实真相，而不是如东夫先生所主观臆想并依据敌方新闻报道所描述的那样，是“无休无止艰难跋涉，既定目标的一变再变，饥饿、疲劳、惊人的减员，前途的不确定性，尤其和红四方面军的分裂，这一切严重的侵蚀着北上红军的士气。”(东夫《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

　　在榜罗镇，中共中央再次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新的消息和情况，及时做出了战略调整，改变了俄界会议在靠近苏联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与当地红军一起，“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13]9月28日，中央红军在榜罗镇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议精神，将中央决定与陕北红军一起发展根据地的而决定，转变为全军上下的共识。

　　10月4日，中央红军抵达六盘山麓，经过三天的攀援，于7日翻越了长征途中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10月18日，中央红军进抵铁边城。中央政治局当日在铁边城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入陕作战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提出：现在我们已到陕西，去保安尚有五天路程。到保安，如无特别敌情，把保安变成苏区。现决定在保安暂停，如敌情许可，可以把部队放在吴起镇、靖边，派负责人到苏区去。[14]

　　这时，中央把红军长途行军的最终目的地，定为了设想中要建立新苏区的保安。然而实际上，不但保安已经是苏区，就是铁边城，也已经是苏区的边缘了!

　　10月19日，政治局铁边城会议的第二天，陕甘支队到达了吴起镇，就是萧华在《长征组歌》所写的：“征师胜利到吴起”。根据杨成武的回忆，红军在吴起镇，看见了窑洞门前挂着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子：到苏区了!——这就是历史书中把吴起镇定为中央红军长征终点的根本原因。

　　自9月9日张国焘制造的红军分裂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单独北上，致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沿途的具体战斗有：9月16日击溃敌军鲁大昌部，突破天险腊子口;9月23日佯攻天水，随后以4天急行军突破敌军渭河封锁线;10月2日在静宁以西击溃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第二十四师李英部一个连，缴获汽车10余辆，控制了西(安)兰(州)公路东西10余里;10月7日，翻越了六盘山主峰，进抵固原县的青石咀时，与东北军骑兵军何柱国部骑七师第十九团第一、第三连遭遇，仅半个小时内解决了战斗，消灭了这两个连的敌军，缴获战马100余匹。陕甘支队用这批战马装备了一个侦察连——这也是红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10月14日，陕甘支队抢在东北军骑兵军何柱国部和国民党第三十五师马鸿宾部追兵合击之前，连夜冲过了洪德城封锁线……

　　到达吴起镇后，中央红军对跟追中央红军的东北军何柱国骑兵军骑三师、骑六师的三个团，以及马鸿宾三十五师对吴起镇迂回的一个团，与10月21日发起攻击，歼敌两个团大部，击溃敌一个团。俘虏700余人，缴获战马1000余匹。与此同时，军委警卫连、工兵连消灭了千佛坪的地主武装。——这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

　　这就是在东夫先生笔下“已呈山穷水尽之势的中央红军”!

　　机会，是给有准备有预见的人准备的，不是给投机取巧的懒人和庸人们准备的!

　　天上不会掉下馅饼来!

　　——北上可能获得的机遇和前景，党中央早有预见与预计，而且不止一次阐示过!

　　克劳塞维茨有一段名言，正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件，必须具有两种特性：一是在这种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前者在法语中被形象地称为眼力，后者就是果断。[15]

　　请看明白，眼力!果断!请问东夫先生，你为之洗地的张国焘有么?好意思与中共中央相提并论么?

南下给全国红军以极大的配合？

　　东夫先生还引用张国焘回忆录中，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南下战役失败后自我辩解：

　　南下给全国红军以极大的配合。假如当时一四方面军全部到陕北去，那么薛岳、胡宗南、王均等共有一百个团可以跟着我们到陕北去，使我们发生很大的困难，正是当时主力红军南下，牵制吸引了敌人，使一、三军能够顺利地到达陕北。同样也使二、六军能顺利的发展运动战。从这方面来说，南下也是有积极意义的。[16]

　　对此，东夫先生则出于他自己的偏见，给出了一个毫无根据的结论：“无论他是否为自己的失败辩解，客观效果就是如此。”

　　东夫先生这里简直是闭着眼睛在胡说!真不知他哪儿来的底气?

　　——张国焘当时为应付红四方面军内部对南下失利的置疑之声，确实也是如此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可晚年在海外写回忆录时，他却全然没了这般底气，而是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甚么收获，不到一个月便结束了。”[17]

　　中共中央因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单独率一三军北上，于9月9日出发，直至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这一时段内，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的敌军是第一军(胡宗南)、第三军(王均)、三十七军(毛炳文)、薛岳纵队(五个师)，以及在陕北地区的东北军骑兵军(何柱国)和宁夏马家军的三十五师(马鸿宾)等部。

　　这些敌军的具体态势是，胡宗南部在松潘至包座一线，于10月15日占领上下包座地区，随后调往汉中地区休整;王均部在甘南天水一线堵截中央红军北上;毛炳文部在陕南准备追击北上的中央红军;薛岳纵队除李抱冰的一个师之外(这个师6月就在康定了)，周浑元纵队位于陕南一线分隔堵截红二十五军;何柱国部和马鸿宾部在陕北堵截和分隔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而薛岳所部的主力，早于八月底就南调川东准备用于防堵红二、六军团，还留下了周浑元纵队用于陕南和甘南地区。而八月底的红四方面军，还在与中央红军一起过草地呢。当百丈关战斗结束后，薛岳纵队才从防堵红二、六军团的位置调往川西北，参加对红四方面军的作战。薛岳纵队中的李抱冰师，早在6月中旬于大渡河一线追赶中央红军不成后，就从泸定转入了康定(打箭庐)地区，更与红四方面军的南下毫无关系!

　　10月7日，张国焘以“中革军委主席”名义，下达了《绥崇丹懋战役计划》。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的右纵队在绰斯甲河首先打响。红四方面军的南下作战，就此正式开始。而这一天，中央红军正在翻越六盘山。此时的敌军胡宗南部，于10月15日占领上下包座地区，并准备由此北调甘肃。上下包座是张国焘制造红军分裂发生的地区，在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发起集结地的北面——红四方面军准备南下作战的集结地在草地以南，而上下包座地区则是红军当初向北走出草地后到达的地区!

 

　　红四方面军南下首战——绥崇丹懋战役

 

　　红四方面南下失利——天芦名雅邛大战役

　　10月19日，南下作战的红四方面军占领达维，这里是几个月前中央红军下了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的地方。而这一天，中央红军已到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

　　在红四方面军的这些作战中，对手都是川军部队，而所有用于对中央红军方面的敌军(主要是中央军嫡系和旁系)，没有一兵一卒是因红四方面军南下而调走、从而给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让路的!

 

　　红四方面军大举南下时遭遇的对手，全是川军！（图片来源：国民党军史政编译局《剿匪战史》）

 

　　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北出陕甘时，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正在赶往川东应对红二、六军团途中，当年12月上旬才奉命赶川西地区参战，而这时百战决战已经结束20多天了。（图片来源：国民党军史政编译局《剿匪战史》）

　　东夫先生居然连具体的史实都不加核对，就忙着附和张国焘的诡辩了!

　　——这个诡辩，就连在海外写回忆录的张国焘本人，都不好意思再提!

　　东夫先生，你要洗地可以，可为什么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参照：国民党军史政编译局《剿匪战史》关于国民党军中央军薛岳部在中央红军北上和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的调动记载——

 

 

 

 

 

胡编乱造，无中生有——东夫洗地乏术㈠

　　在叙述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和百丈关战斗的时候，对于红四方面军作战时的英勇无畏，东夫先生时时处处都要刻意渲染和加以突出描绘，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对。但就在东夫先生的这些看似不厌其烦的渲染和描绘之下，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战略错误就被东夫先生时时处处地加以掩盖了。

　　红四方面军虽然在战术层面上，向称英勇顽强，但南下作战的根本错误，出在战略层面，这就很难依靠战术上的胜利来加以弥补和纠正。姑且抛开中央与张国焘之间政治路线的对错之争、全国战略层面的正误等等不说，单单仅是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这一战略取向，在军事层面上就已经错了，这种军事战略性的错误，靠战术层面的英勇顽强是难以克服的。

　　红军主力集结过草地，草地以南是川军各派分别据守的地区。表面上看，似乎川军较蒋系中央军为弱，但红四方面军自北向南一路平推打过去，表面羸弱的川军一路败退直至成都平原附近，却是战线越来越短，兵力越来越集中。这样川军虽然一路败退，却在无形之中，对红四方面军一面平推的战略进攻，形成了逐次抵抗和消耗，直至最后双方集中主力形成大规模的战略性会战，最后一决胜负。

　　这种两军决战的战略态势，显然对兵力数量和物质条件都处于极大劣势的红军很不利!红军的长处在于大范围的运动作战，避开兵力数量和物质条件等方面的不足，以自身高强度的充分机动，大幅度地调动和分散运动能力较弱的敌军，在运动中创造和捕捉战机，于局部形成以多打少，才能真正在战略层面上做到以弱胜强，逐步形成敌我之间的强弱转换，这才是红军应该采用的军事战略。

　　然而红四方面军的南下作战，则是一味攻城掠地，死打硬拼，只有极少数的围点打援。虽然在局部一再取得小规模的胜利，但始终不能对敌军主力达成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歼灭性效果，更是不能以自身的机动，充分调动敌军也不得不进入运动状态，反而一再强行攻坚和死拼硬打，等于是在与敌军拼消耗。这样在局部和战术层面，勇则勇矣，但并不能充分地扬长避短，反而随着消耗的不断增长，将红军自身的短处逐步放大了。

　　到了百丈关这一决定性的战斗发生时，敌军刘湘已经能够集结80个团20万大军投入决战的战场，直接投入决战战场一线战斗的就多达6万余人。而红四方面军却只能集中15个团2万余人的部队，敌我双方总兵力是悬殊的10:1，双方一线部队也是3:1的比例，而红军还缺乏相应的后续部队。这种条件下，追求决战的就不应该是红军。然而，决战还是按照敌人的意愿发生了，也就是说，红军在决战发生时，就已经陷入战略被动了。

　　百丈关一战，红四方面军歼敌15000余人，自身伤亡却也多达近万人，且伤亡的多是主力精锐。从双方兵力对比上就不难看出，即便红四方面军此战获胜，在继续向成都平原前进时，很快还将迎来规模更大、战况更为惨烈的多个战斗，以红四方面军当时的兵力和补充的可能性，势必无法继续这种消耗巨大的战斗了——南下作战胜利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百丈关战斗的结果，不但不是象东夫先生所臆断的那样，是什么改写历史，反而是准确地验证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早在几个月前就对张国焘南下战略做出的预判：“向雅、名、邛、大南出，既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

　　但是，东夫显然对如此明显的历史却惘然不顾，一味地想把张国焘南下战略的失败，归结于某种偶然的因素。为此，东夫甚至凭主观想象出了一个极为恶毒的推断。

　　东夫言之凿凿地写道：

　　刘湘方面也许还有更特殊的信息渠道。中央红军尚未入川，中央即派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张曙时与刘湘接上了关系。5月，中共华东局派黄子谷到四川做川中将领的工作，宣传反蒋和联合抗日。中央在甘肃俄界村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后的9月下旬，华东局（？）再次派黄子谷回川，带给刘湘一个“相当大的密封文件袋”。至于文件袋里装了些什么东西，黄后来说“因系密件，不知内容如何”，他估计“可能还附有信件”。更为神秘的是，黄未到达之前，刘湘已通过黄所不知的渠道事先接到通知，黄一到成都，刘即派参谋长傅常亲自到黄的家中将文件袋取走。以后刘也未向黄透露过这个密件的任何内容，以至黄只能猜测“大概不外是些有关有关国内外形势及联合抗日的文件”（乔诚、杨续云著：《刘湘》，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223页）。

　　张国焘虽然坚持南下，与北上的中央的电报往来一直没有间断，南下的所有行动计划，都是通告了毛泽东等人的。但没有任何材料显示，张国焘方面与华东局及其与刘湘联络的人员有联系，南下战役激战正酣的10月底，刘湘还以每月400元的经费，支持张曙时、黄子谷接办成都的一家报纸。无论如何，至少在红军南下战役发起之前，刘湘已经掌握了南下红军的战役企图。(东夫《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

　　这段话中，东夫先生先是臆造出了一个在那个历史时段根本就没有的“中共华东局”，并煞有介事地根据某些报告文学的内容，别有用心地描绘出中共中央对刘湘的统战工作和交接高度机密文件的情况，接着就笔锋一转，无中生有地造谣说：“南下的所有行动计划，都是通告了毛泽东等人的”,“无论如何，至少在红军南下战役发起之前，刘湘已经掌握了南下红军的战役企图。”(东夫《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等等，极为恶毒地暗示，是中共中央将张国焘的南下“战役企图”告知了敌方!

　　东夫先生敌视中共中央、为张国焘错误路线张目，已经到了无耻的地步!

　　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的第一阶段《绥崇丹懋战役计划》，1935年10月7日才下达;第二阶段《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1935年10月20日才下达。刘湘怎么可能在9月下旬就获得红四方面军的这些战役计划呢?处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已经与当时的中央派出机构上海局、北方局、南方局都断了联系。而四川境内的共产党组织如川陕甘省委、川康省委等等，都是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中央局建立的，与中共中央没有直接的联系。中共中央是到达陕北根据地之后，才逐步恢复与北方局等单位的联系。更何况当时根本就不能存在着什么“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也从来没有过这个单位!

　　张国焘制造了红军分裂之后，其南下的作战计划，从来也没有告知过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北上之后，一再给张国焘发电，希望他能改正错误，率红四方面军北上。一直到10月1日，中共中央还用林彭聂李的名义向朱张徐陈发报，告知他们中共中央的北上以及陕甘方面的敌情，询问四方面军的情况，并询问：“你们现到何处，是否乘虚进取松潘？若出此道，则你我两军配合更好”[18]——由此可见，中共中央此时根本不知道红四方面军在向什么地方开进并到达了什么地方，还在希望红四方面军能够北上出陕甘呢!哪里有什么“南下的所有行动计划，都是通告了毛泽东等人的”(东夫《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

　　就在中共中央发出这份电报之后，张国焘于10月5日在卓克基成立了“临时中央”[19]，于10月7日以所谓“中革军委主席张国焘”的名义下达了《绥崇丹懋战役计划》(连朱德总司令的中革军委主席职务都取消了)[20];10月9日，与红四方面军取得电讯联络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要求转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张国焘也根本没有转给中共中央。[21]

　　绥崇丹懋战役10月20日结束，张国焘直到10月26日，才以朱张名义致电林聂彭李。电文显示，张国焘所述内容，是红四方面军自13日开始进攻至26日的战果，而对于张国焘10月20日下达的《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则只提了一句：“准备与刘湘主力在天、芦、邛、大决战”[22]，根本就没有向中共中央通报具体的战役计划。反倒是中央以张毛林聂彭李联名回电，向张国焘通报了中央红军北上以来在陕北的发展情况。[23]

　　直到11月12日，张国焘才因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取得初步胜利，按捺不住兴奋与得意，以“朱、张”名义再电“林、聂、彭、李、徐、刘”，并自分裂之后第一次在电报中加上了“并转毛、周、张、王、博”，该电仅有简短的两项内容，一是告知中共中央方面红四方面军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的初步战果，二是向中共中央示威，“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说”，更没有向中共中央通报任何的战役行动计划内容。[24]这份电报的签署者实际上只有张国焘自己。——这段时间朱德都在前线，不可能签署这封电报。

　　直到此时，中共中央才完全放弃了张国焘可能改正错误、力争红四方面军能再次北上的希望，在同日的回电中除通告中央红军的情况和中共中央的政治举措外，表示同意红四方面军的向天芦名雅邛大等方向的发展方针，也根本没有涉及具体的战役计划。这份电报，现在被东夫先生断章取义(仅引用最后一部分)歪曲成“陕北的中央对南下红军的的行动表示热烈支持。”(东夫《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而且东夫先生还故意颠倒了张国焘与中央两份电报的先后顺序，制造出是中央先支持张国焘南下，然后张国焘才回电的，这种颠倒黑白的小伎俩，实在让人不齿。

　　所以，东夫先生所说的“南下的所有行动计划，都是通告了毛泽东等人的”(东夫《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臆想，而东夫根据他自己的这一臆想推测出来“无论如何，至少在红军南下战役发起之前，刘湘已经掌握了南下红军的战役企图”(东夫《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就更是别有用心的无耻谣言!

　　11月21日，百战关战斗结束，红四方面军全线撤出战斗，开始转入战略防御。而就在同一天，毛泽东亲自指挥红一方面军发起直罗镇战斗，战至24日，全歼敌军一个师另一个团，毙敌109师师长牛元峰，俘敌5300余人，缴步枪3400支，短枪122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无线电台两部，子弹22万发，自身伤亡仅648人。

　　百丈战斗后，川军主力集于东面名山、邛崃、大邑一带，薛岳部六个师在南面雅安，及天全以南一带，李抱冰部和刘文辉一部在西面康定、泸定一带，筑碉封锁。红四方面军这时东进、南出均不可能，处境极为被动，不得不在天、芦、宝地区休整并准备过冬。

　　请注意，薛岳所部是这个时间(12月)才从川东调到雅安一带参加封锁红四方面军的，根本不是因为红四方面军南下进攻成都平原才从川甘边境调来的。

生拉硬拽，信口开河——东夫洗地乏术㈡

　　红四方面军在天、芦、宝地区处境被动，东南西三面都被敌人大军封锁，北面敌军虽少，却直接面对着草地!就这么一块地方，在东夫先生眼中，却是张国焘有意选择的“风水宝地”，东夫先生对这里的情况是这么说的：

　　张国焘要求退据的西康少数民族地区，即康巴藏区，范围在现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虽然恶劣，对保存实力却要安全得多。康定以北的草原牧区，刘文辉只有象征性的驻军，更无中央军。而且红军从未到过这里，生存物资相对充足。南下战败后，红军就转移到这里足足呆了5个月之久，并和贺龙的二方面军在这里会合的。如果此时按他的意见办，红军的损失会大大减少。(东夫《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

　　无论是历史记载还是当事人的回忆录，都显示当时红四方面军所控制的地区天、芦、宝地区物产不丰，既或加上荥经、汉源、雅安乃至大小金川地区，人口也不过三十余万，红军的兵员、被服、粮食补充，均发生极大困难。指战员每日只能吃两稀一干，且时日一长，难以为继。当地虽有不少群众积极参军，仍补充不了战斗和疾病造成的大量减员，有生力量日益削减。加之一些地方反动武装的骚扰，红军处境日趋艰难，南下恶果日渐明显。

　　而东夫先生一张嘴就言之凿凿的“对保存实力安全得多”的“西康少数民族地区，即康巴藏区”，比还能喝上“两稀一干”的天、芦、宝(含雅安、荥经、汉源部分地区及大小金川地区)地区的情况，还要糟糕得多!红四方面军后来西进康北占领的道孚、炉霍、甘孜、瞻化四县，人口不过十万，年产青稞三千五百万斤，自给尚不足，再挤进一支数万兵员的大军“与民争粮”，情况能好到哪里去?东夫先生声称“当时按他（注：指张国焘）的意见办，红军的损失会大大减少”，真是不知道从何说起!东夫先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么?意味着红四方面军主力得到康北过冬!这是个什么概念?养尊处优的东夫先生是真的闹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

　　红四方面军之所以在川康边及康北一带滞留五个月之久，完全是被迫的，而不是因为这里是什么物资相对充足。真不知东夫先生说这里“生存物资相对充足”有什么根据?难道东夫先生立论之前，连自然地理的功课都赖得做了么?张国焘之所以最后会同意北上，共产国际的态度充其量只是因素之一，更重要的因素是红四方面军上下，包括徐向前陈昌浩等重要干部在内，在现实面前都开始怀疑张国焘的南下战略。加之朱德刘伯承对红四方面军干部长期的说服工作，待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任弼时、贺龙等人都一致支持中共中央的政策，与朱德刘伯承等人一起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抵制，才最后促使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另一方面，敌我双方的态势变化，也最终表明，红军在川康一带无法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红军控制的区域不但不能保证部队生存和发展，甚至还在敌人的封锁和进攻之下，控制区域不断缩小且没有新的发展空间。这一切综合起来，使得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开始怀疑甚至抵制张国焘的路线和战略，在1936年春季的一系列军事决策和行动中，徐陈等人在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等人的影响下，公开反对张国焘的意见，甚至主动改变张国焘的某些指示和命令，这一切综合起来，才迫使张国焘不得不最终同意北上。

　　东夫先生对上述这一切历史事实，都一概采取回避甚至漠视的态度，他只愿意强调一点：共产国际的态度，对张国焘的压力。

　　东夫先生之所以要回避那么多历史事实，而将张国焘路线的失败和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原因归结于共产国际，就在于他处心积虑地想要散布他的一个谣言性结论：中共中央对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一直是在采取欺骗的手段。

　　东夫先生做出这个结论的关键，是他认为林育英到陕北时，并没有携带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所以中共中央告知张国焘已经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说法是假的。东夫先生的依据是李德的回忆录中所说林育英没有带来密码，以及35年12月中央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1936年2月至7月完成任务的第15条是“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这样的内容。

　　东夫显然是不知道实际情况或者根本就在说谎!

　　当时共产国际派出包括林育英在内的人员，向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传送密码，前后共有三路人：林育英、阎红彦和远东李立三派出的人员。其中李立三派出的一路在内蒙失败，林育英和阎红彦两人，于35年11月中旬和12月间先后到达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即便是如东夫先生所想象的那样，林育英没有携带密码，那么阎红彦呢?须知林育英除传送密码外，还负有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的任务，而阎红彦的任务比林育英还要单纯，就是传送密码!

　　还有一点是东夫先生完全忽略了的：共产国际派出的三路人，目的地全部都是陕北!由此可见，共产国际派出人员时，完全清楚中共中央就在陕北!共产国际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派出陈云、潘汉年去上海争取建立新的白区组织和与共产国际重新取得联络。但陈、潘出发时，只知道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不可能知道中共中央几个月后到了陕北。所以陈云到了莫斯科之后，也不可能告知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落脚点在哪里。但是，共产国际却实实在在地知道了，中共中央就是到了陕北，这是为什么?东夫显然是回答不出来的!

　　事实上，中共中央到陕北后，很快就与国内上海方面和北方局乃至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陕北红军在组织系统上，是属于北方局领导的，北方局派出的朱理治等人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半年以前就到了陕北，还主持了陕北苏区的肃反。所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很快就与北方局取得了联系，而北方局与上海残存的地下党组织(主要是原上海局的文化委员会、江苏省委等单位)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则是通过宋庆龄在上海的电台间接取得联系的。

　　宋庆龄远不是一般人所以为的那样，只是作为一个个人在历史上存在。她其实是当时国民党左派(这是当时中国一支独立的进步力量)的最高领导人，在上海有自己的组织系统和地下电台，甚至还有一支小小的地下武装力量(上海工人武装自卫会)。中共中央到陕北之后，就是首先通过与宋庆龄的电台联络，才与共产国际取得间接联络的。

　　但是，中共中央在湘江战役中损失了唯一一部大功率电台，这才是造成中共中央到陕北后难以与共产国际很快建立直接联络的原因，而不是什么没有密码!由于宋庆龄的特殊地位和特殊环境，中共中央也不可能完全通过宋庆龄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联系。所以，林育英代表中共中央所告知张国焘已与共产国际以及上海局、北方局取得联系的消息是真实无误的，只不过当时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还是间接联系而已。也正是为此，瓦窑堡会议上才会有1936年2月至7月要“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的内容。这实际上指的是建立直接联系。事实上，中共中央是在宋庆龄通过董健吾等人，将大功率电台送到陕北之后，才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联系的——林育英阎红彦之后，共产国际没有再派人传送密码，那么请问东夫先生，没有密码，中共中央又是怎么用宋庆龄送来的大功率电台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联系的?

　　东夫先生的主观臆断，只能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自相矛盾之中。

 

红四方面军西进康北态势图

张国焘走投无路，被迫北上是别无选择

　　东夫先生之所以不顾自相矛盾，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以自己的主观臆断来解读或者回避这些史料，其目的也很明确，就是想为张国焘开脱历史罪责，同时往中共中央身上泼脏水。

　　事实上，张国焘并没有因林育英带来共产国际的消息而低头，反而是对林育英11月底的第一次来电，在12月18日的第一次回电中展现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派头，一方面大肆指责他所谓的“毛周路线”，另一方面处处都要端出他的“临时中央”，“我主力红军在党中央直接正确领导下，坚决向南进攻，”、“临时中央主张在最近时期召开中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四方面军在中央直接领异下尽力反对毛周路线。”、“望他们立即接受中央正确领导，反对毛周路线。并要求林彭聂李立即与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发生经常关系，恢复红军的指挥统一。”[25]……

　　林育英12月22日给张国焘的回电，语气仍然十分和缓，不但表达了要求党内团结的愿望，并提出了可组织各地中央局的办法。张国焘没有理由继续强硬下去，只能请出朱总司令来作为缓冲。[26]12月30日，朱德总司令署名致电“毛、彭、李、林、聂并转林育英同志：”，电报内容非常简短，表示希望双方互通情况。但从收报人的排名可以看出，这份电报还是经过张国焘之手的——由中央红军的指挥员转达电报，不与中共中央直接对话，还是不承认中共中央![27]

　　36年1月1日，毛泽东个人署名给朱德总司令回电，除通报各方情况外，还传达了两个重要信息：1、“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亦有发生连系，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愈[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在组织原则上，中共中央不会让步的;2、“国际除派林育英来外，又有阎红雁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塞维克化，全苏欧、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共产国际派来的并不仅是林育英一人，这就意味着，共产国际对陕北的中共中央，有着更多的信息沟通。[28]

　　此后，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又有过一次电报往来，张闻天一方面指出张国焘依据某些不实情报做出的错误判断，一方面重申了林育英电报中坚持组织原则的内容。而张国焘在此后的回电中，不但坚持自称“党中央”，而且还无中生有地指责中共中央的北上“对川陕赤区的没有帮助和指导，影响到苏、红在西北的发展，……”[29]

　　1月16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即表示共产国际派他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被后人指为是“矫旨”那份电报。这份电报很简短，除表示自己代表国际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外，仅仅再次表示自己负有沟通共产国际与陕北方面联系的职责。[30]而张国焘却更是不买账，回电的口气甚至更为嚣张：

　　育英兄：

　　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为何不将国际决议宣告？我们一切都经党中央同意，假冒党中央或政府机关名义发表重要文件，此间有公开否认之权。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外，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党内争论请国际解决。盼立复。

　　焘

　　一月廿日[31]

　　看看张国焘这是个什么态度吧：首先对林育英的身份表示怀疑，接着宣示自己所谓“党中央”权威，然后威胁说自己有公开否认“假冒”之权，最后直接要求陕北“取消中央名义”——林育英的“矫旨”，张国焘何曾放在眼里!

　　在张国焘的这种强硬态度下，中共中央才于1月22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作出决定，向中央委员会内部公布政治局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上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

　　1月23日，以朱德署名致张闻天的电报，提出了“党内急需统一，党的争论和组织问题，应由国际解决，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要，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这样解决组织关系的方案。[32]可以看出，这一方案是张国焘以朱德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其核心还是要在组织关系上与中央讨价还价，要求双方同时取消中央名义(张国焘1月20日电则是要陕北单方面取消中央名义)。结合张国焘的电报，可以看出张国焘在发出强硬电报时的色厉内荏。

　　1月24日，张闻天给朱德回电，表示“兄处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33]——同意张国焘方面暂时直属国际代表团领导，与中共中央建立横向关系，但不同意陕北方面取消中共中央名义。

　　同日，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和朱德，告知“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34]，并重申张闻天电报中表达的组织意见。

　　东夫先生则将对林育英的这个电报做了偷梁换柱的解读，先将林育英电报的时间篡改为1月22日，然后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歪曲为“中央决定与张国焘最后摊牌，1936年1月22日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严斥张国焘此举‘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并将一直秘而不宣的‘俄界决议’在党内公布。同日张浩致电张国焘、朱德，称这一决定是经共产国际批准的（？？？）”(东夫《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将“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歪曲为“俄界会议决定”，企图营造出张国焘被共产国际强力压服的虚假画面。实际上，就在张国焘表示“服软”的1月27日电报中，他仍然在坚持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要求中共中央与他同时取消中央名义。这份电报东夫先生也是引用了的，怎么就不肯说出这一点来?

　　关于双方同时取消中央名义，中共中央从来就没有同意过。在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中，就再次明确了这一点。而张国焘仍在坚持以所谓的“党中央”名义向下发布各种文件，拒不承认中共中央。直到5月30日，张国焘还给林育英张闻天发电，坚持要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中共中央改称北方局。

　　直到6月6日，张国焘在所谓“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的报告中，才不得不取消他的“临时中央”，恢复一年前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军事指挥体制，同时却对下仍旧采取蒙骗手段，声称是自己与陕北方面同时取消了中央名义。而事实上，中共中央从来也没有同意过张国焘的这一方案，从来没有改称北方局，没有同意过“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

　　36年2月间，红四方面军制定《康道炉战役计划》，被迫向康北地区转移。张国焘的本意，还是坚持其南下战略，企图打击康定的敌李抱冰部，争取“扩大南下胜利”[35]。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该电除明确表示不同意张国焘要求陕北取消中央名义的内容外，对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行动的战略方针，给出了三个方向的建议：1、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此是上策；2、红四方面军在现地巩固发展，将苏区迫近岷江，“不失时机将主力跃入堡垒线外”，二、六军团在云贵川交界地区建立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相互呼应；3、红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金沙江，与红二、六军团取得近距离配合，甚至转向云贵发展。[36]

　　接到电报的同一天，朱德张国焘组织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召开灵关会议，讨论这三个方案——实际上也是讨论《康道炉战役计划》是否继续执行。如果要继续执行，是否有必要明确战役目的?究竟是要“扩大南下胜利”，还是按党中央三个方案中的“上策”而作准备?讨论结果是：继续执行《康道炉战役计划》，但目的已不再是什么“继续扩大南下胜利”，而是要准备“会合红二、六军团继续北上”!不但与会的绝大多数人拥护中央提出的“上策”，就连张国焘本人，也不得不违心地对此方针表示同意。[37]

　　这就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中的“灵关共识”。由此可见，当时红四方面军高层大多数人，都已在事实面前开始质疑和反对张国焘的南下方针，主张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此后，徐陈等人就不断在各类军事计划等文件中，违背张国焘的意图，用各种方式表明“北进”的目标，向张国焘施加了很大压力，最终在战役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将张国焘原定的战役目标“决取康定”，转变为“相机取康定……以开通将来主力北进之路”。[38]

　　其实自南下失利以来，红四方面军在川康地区进退两难，处境日益恶劣，红四方面军内部怀疑张国焘南下方针的情绪就在日渐增长，加之朱德、刘伯承等人多方面的工作和影响，红四方面军高层领导人中，主张北上的呼声越来越高，包括张国焘所倚重的徐向前陈昌浩等人的态度转变，直至明确反对张国焘的意见，这一切才是迫使张国焘不得不转变态度的最大压力。林育英带来共产国际支持中共中央的消息，只是促使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临时中央”、寻求北上出路的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东夫先生对林育英、张闻天2月14日电报，则仅仅引用一句 “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对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战略方向的3个建议则只字不提。东夫先生的目的，是混淆中共中央所主张的北上，与张国焘所不断掺杂“私货”的北上之间，事实上存在着重大差别，以便继续为张国焘的历史错误寻找推脱的理由。

　　中共中央主张的北上，是北出陕甘与中央红军会合，张国焘把北上篡改为北出甘肃、青海，仍旧企图在更西边的地方继续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

　　东夫先生在引用林育英4月1日给张国焘的电报时，为了往中共中央头上泼脏水，再一次对史料采用了断章取义、割裂文字的卑劣手法：

　　但延安方面突然改变了主意，4月1日张浩回电，表示“坚决不同意”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要他们继续留在云、贵；也不同意四方面军北上，称四方面军“已失去北出陕甘的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军事科学院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居然要四方面军再次南下！(东夫《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

　　东夫所引用的这份电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中其实并没有收录，而且东夫在引用时，又刻意做了掐头去尾的手脚。这份电报的内容，原本是这样的：

　　甲、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

　　乙、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

　　丙、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勿使敌在打箭炉以南造成困难局面，失去南下机会，务乞考虑。

　　丁、一方面军已组织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目前阶段在山西造成根据地，正胜利前进。民众拥护如潮涌，近日扩红近万。[39]

　　此前的3月26日，随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的林育英曾经发来过一个电报，在通报了东征的战况及相关统战情况后，表达了希望红四方面军“向川陕甘三省之间及陕南行动为宜”的意见。[40]很显然，张国焘在3月26日以后4月1日以前，应有给林育英的一份回电，林育英4月1日的电报，就是回复张国焘这份电报的。结合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给朱德张国焘电报中提出的三个战略方向，很容易就可看出林育英的这份电报中心意思是什么，再从这份电报的具体文字上，更可以看出所提出的反对意见，显然是针对张国焘回电中的某些意见，而不是无中生有地突然“不同意四方面军北上”。

　　首先，红二、六军团若进入西康，目的只能是一个：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上，而不是为了和红四方面军一同留在西康!在战略上，西康是一块死地，红四方面军因张国焘的误导在这一地区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这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若红二、六军团也和红四方面军一样滞留在这一地区，对红军来说，后果必然更为严重。因此，林育英自然要反对红二、六军团被张国焘引入西康。

　　其次，在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三个战略方向建议中，红四方面军若不北上，红二、六军团原本就应该在云贵地区，与红四方面军形成相互呼应的局面，而不是进入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一起滞留在当地，所以林育英自然会认为红二、六军团在云贵件创建根据地是正确的。这个正确的定义，显然也是针对“进入西康而不北上”而言的。

　　最后一点是最为关键的，也恰恰是东夫做了手脚的。该电报中的丙项，原文是“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勿使敌在打箭炉以南造成困难局面，失去南下机会，务乞考虑。”——原文表明了红四方面军“先机南出”的前提，即“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出陕甘机会”!

　　原文的意思非常明确：既然红四方面军已经失去了北上出陕甘的机会，那么就应该考虑先机南出，不要令敌人占领了打箭炉(即康定)以南造成红四方面军向南的困难局面。

　　原文中所言的“四方面军既失去出陕甘机会”，显然是根据张国焘的电报所述情况而言的。东夫先生对原文故意删去了一个“既”字，于是成了断章取义后的“已失去出陕甘机会”一句，电报的原意，就被他篡改成是中共中央对红四方面军态势的判断——东夫把林育英电报原文的意思，改成了“你们已经失去出陕甘的机会了”!

　　东夫先生歪曲历史的手法竟然是如此地卑劣!

南下不成就西进，总而言之躲起来——这就是张国焘路线

　　虽然张国焘表面上也不得不同意北上，他仍然在北上的决策和行动过程中，不断制造事端，一再阻挠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后来整编为红二方面军)北上与中央红军的会师，这一点在东夫的叙述中，就被完全掩盖了。

　　1936年6月25日～30日，红二、六军团陆续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3日，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就开始踏上共同北进的征途。

　　7月5日，红二、六军团依照朱德总司令依照党中央意图下达的命令，正式改编为红二方面军。[41]

　　而张国焘在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和两军共同北进的过程中，仍然一再地搞小动作制造事端，企图改变北进与中央红军会合的大方向。

　　张国焘一直阻断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的直接电讯联络，还拒绝中共中央与红二、六军团取得直接电讯联络的要求;6月10日，张国焘改变“灵关共识”，致电陕北中共中央，告知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北进的目标是“向夏、洮西北行动”[42]。6月19日，中共中央回电，明确表示“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并详细阐明了理由。[43]

　　会师时，红六军团先到，张国焘就趁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和红二军团尚未到达之际，向红六军团散发诋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小册子，企图在部队中制造思想混乱;任弼时到达后，张国焘则告知任弼时，他是西北局，陕北是北方局，党中央职责由驻国际代表团行使，为任弼时所反驳;张国焘还向任弼时提出，要召开“两军高干联席会议”，以便“政治上首先一致”，亦为任弼时所拒绝。

　　两军开始联合北进后，张国焘就如同一年前在阿坝秘密派人调查从齐哈玛杜黄河西进青海的路线一样，又私下派人远到甘孜调查经德格进青海的路线，企图把部队拉向青海、新疆方向，但调查结果是“大部队走不通”……

　　7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建议“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44]

　　7月27日，党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8月5日，新成立的中共西北局在求吉寺(当时称救济寺，就是一年前红一四方面军分裂的地方)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又一次提出了西渡黄河去青海的方案，但被与会的大多数人否决。此后，张国焘还曾私下里再次向任弼时提出召开两军高干联席会议(这是张国焘惯用的手段)，再次被任弼时拒绝。

　　9月初，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肃南部，任弼时回到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

　　但任弼时一走，张国焘很快又大闹了一场。

　　这就是“甘南风波”。

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东夫意欲何为？

　　9月中旬，中共中央提出宁夏战役计划，要求红二、四方面军提前与中央红军会师，三军联合攻取宁夏。9月16日，西北局在甘肃岷县召开会议(任弼时、贺龙等二方面军领导人没有到会)，讨论中央的宁夏战役部署。张国焘在会上再次反对北上，主张西渡黄河去青海、新疆，也再一次被包括陈昌浩在内的与会者集体否决。会议期间，张国焘还以个人辞职相要挟，也没有得逞。会后，张国焘虽然也在集体制定的《静会战役计划》上签了字，却于20日当晚独自赶往漳县前线(行前部署电台人员不许为朱总司令向中央发报!)，到漳县后，张国焘蛊惑、煽动没有参加西北局会议前线军事指挥人员徐向前、周纯全、李先念、李特等人，推翻岷县会议决议，擅自调动部队向西开拔!

　　而且，张国焘这回是铁了心!朱德总司令突破封锁迭电劝阻不果，赶至漳县劝阻仍不果，红二方面军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来电劝阻还是不果，中共中央迭电再陈利害仍然不果。更有甚者，张国焘在电报中声称，若无中央明令(这时候他开始称陕北为中央了!)，部队将继续西进。而中共中央最后不得不直接下达命令反对西进，张国焘却置若罔闻!

　　直到9月27日，四方面军部队已过洮县，前方侦察表明，黄河对岸已大雪封山，无法渡河，徐向前等军事领导人在事实面前，也在洮县会议上改变意见，主张返回与中央红军会合。张国焘却仍一意孤行，坚持要西进，主张“绕道而行”(又要走一次草地!)，还特别用“打到迪化（乌鲁木齐），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再打回来，再与一方面军会合也不迟”的远景，继续蛊惑四方面军的军事干部(看看张国焘的这番话，对比一下后来西路军的目的，就可看出中央为什么说西路军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影响了)。但这次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人，都不再支持张国焘，因为这次西进，造成部队情绪波动极大，甚至出现了整连人员离队的现象。所以，洮县会议上张国焘空前孤立，最后不得不再次放弃他的西进主张。[45]

　　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再次重新北上，前后耽误了约两周时间。

　　这就是历史上称为“甘南风波”的事件。东夫先生为了营造张国焘一心一意北上的假象，对这段重要的历史事实，完全视而不见。

　　东夫先生还出于他自己的阴暗心理，煞有介事地编造了毫无根据的评判：“中央对四方面军北上是抱有戒心的。可以想象，如果让其集中到陕北，处理张国焘是有风险的。”这个结论显然就是以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逻辑来诋毁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不想会师的是张国焘而不是中共中央!共产党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张国焘才是企图以枪指挥党，想靠军事实力来左右中央，结果是造成了红军的分裂，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依照东夫先生照搬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逻辑，张国焘本人怎么就能一下子从上海“空降”到鄂豫皖中央局，成为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呢?能假党的名义在鄂豫皖和通南巴苏区大搞“肃反”?而后又不能一意孤行，而在包括徐向前、陈昌浩在内的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反对之下，被迫踏上再次北上之路呢?而包括徐向前在内的那些创建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干部，对张国焘来说有什么“风险”没有?

　　东夫先生无视红四方面军也是党领导的武装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以他自己臆造出来的这个评判为前提，对历史事实做了大量歪曲，又一次做出了非常恶毒的暗示：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央有意损耗张国焘的军事实力，从而断送了西路军，才得以在延安开展批判张国焘。这其实是某些借口为西路军“正名”、实则诋毁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人，已经鼓噪了多年的陈词滥调。东夫先生只不过是鹦鹉学舌，照抄那些人的谬论。

　　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10月底四方面军开始西渡黄河实施宁夏战役。随后中央命令陈昌浩、徐向前率30军、9军、5军共2万余人组成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向新疆前进。他们在中央的指令下忽而向西，忽而向东，忽而在原地“创建根据地”，和数倍于己马家军恶战数月，指挥员不知道中央的战略意图，原先计划配合作战的友军不见踪影，要求的增援迟迟不到。(东夫《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

　　看看东夫先生的这一大段，几乎每一句都可说是谣言!

　　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正误辨析，早有众多学者依据详实的历史资料，对以朱玉为代表的“翻案派”的错误分析和结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可是东夫先生对史料完全不做任何的分析，只是人云亦云地选择材料以迎合他自己主观想象的错误结论。但颠扑不破的客观事实又不可能符合东夫先生的错误逻辑，于是他就只能依靠截取史料片断加再以歪曲的诡辩手法，割裂历史来臆造假象。

　　比如，东夫先生引用了中央批评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却完全回避了这份电报是针对西路军领导人的哪份电报所发的，也就回避了西路军领导人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反映出的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的错误观念。于是，东夫就这样做出了中央不顾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而武断决定的假象，暗示中央错误而西路军领导人正确荒谬结论。

　　再如，东夫先生说：

　　就在西路军在倪家营子行将覆灭之际，中央开始对张国焘进行清算。凯丰发表数万言的批判张国焘的长文，首次提到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接到徐、陈报告西路军已经失败的来电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张国焘进行了5天的大批判，……(东夫《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

　　东夫在此又一次玩弄了割裂历史的卑劣手法。他不是引用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吗?那么他就应该知道，凯丰的长文《党中央与国焘路线的分歧在哪里》，不是无的放矢凭空而写的，而是针对张国焘为给自己的错误辩解而发表的《从现在来看过去》一文，所做的分析和批判——中共中央给了张国焘足够的机会，让他能够在党内公开发表文章对自己的错误做出检讨和辩护。可这一情况东夫先生却只字不提。

　　凯丰的文章，对张国焘的错误和辩解做了坚决的揭露和系统的批判，在理论认识的高度上对张国焘的错误观点和理论基础进行了有理有力的论证和批驳。东夫不是很看重张国焘几十年后所写的《我的回忆》么?从张国焘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对凯丰是恨之入骨的。为什么?就因为凯丰的这篇文章，在很多地方确实击中了张国焘路线的要害!

　　东夫先生看过凯丰的这篇文章么?显然没有，否则他就会不说出“首次提到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这样没头没脑的话来了。事实上，凯丰文章中的原文如下：

　　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 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国焘同志自己不执行政治局的决议，反污蔑中央破坏红军指挥系统……[46]

　　这跟东夫先生所说的一样么?——只要一对照原文，东夫的马脚立刻就露出来了!

　　最后，东夫先生还言不由衷地对张国焘的叛党行为了模糊处理：“以祭拜皇帝陵为名一去不返。”东夫先生难道真地不知道，张国焘是叛党，并且无耻地当了国民党军统特务么?

　　通观东夫先生的这篇《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真的没资格称之为是错误，而是实实在在的谬误!

　　说句糙话：这不是认知的问题，而是屁股的问题!

　　——东夫先生当年写过《麦苗儿香来菜花黄——川西大跃进记实》的报告大文学，那里头就有过不少风闻言事的BUG和蛊惑，但好歹是写粮食问题的，应该知道“民以食为天”“军以粮为先”的道理。可为什么在为张国焘洗地的时候，就故意乃至刻意的忽视乃至无视这个道理，地图不析地理不辩自顾自不托下巴骸儿地满嘴跑火车耶?

　　东夫：《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ejWBci_HCxqt5vNWN0m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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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在西康正式建省之前的1938年7月，民国政府又将四川的雅安、芦山、天全、荥经、汉源、宝兴、越巂、冕宁、西昌、会理、昭觉、盐边、盐源、宁南等县及金汤、宁东2设治局划入。(《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第24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2]《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志》第22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月第1版。

　　[3]《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志》第88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月第1版。

　　[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280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5]《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29～第2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29～第2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1935年6月15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9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1935年6月16日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11～第51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9]《张国焘、陈昌浩关于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意见致中央领导人电(1935年6月17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17～第5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张闻天等关于红四方面军的战略任务致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电(1935年6月18日21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1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1]《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35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50～第1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5期第20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上)》第516～第517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3]《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概要)(1935年9月27日)》，《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26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5期第20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上)》第522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5][德]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杨南芳译)第4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2版。

　　[16]《张国焘在干部会议上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1936年3月15日晚于道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9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279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18]《林彪等关于我军北进情况及甘南敌情致朱德等电(1935年10月1日10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0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9]《张国焘另立“中央”的组织决议(1935年10月5日于卓木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3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0]《绥丹崇懋战役计划(1935年10月7日于卓木碉)》，《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93～第79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1]《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关于目前敌情与行动方针致朱德、张国焘并转中央电(1935年10月9日21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980～第98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2]《朱德等关于绥丹崇懋战役歼敌等情况致林彪等电(1935年10月26日2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0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3]《张闻天等关于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红一、三军北上到达陕北苏区的情况致朱德等电(1935年10月27日15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4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4]《朱德、张国焘关于攻占天全、芦山情况致红一方面军并中共中央领导人电(1935年11月1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4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5]《张国焘以“党中央”名义致林育英电(1935年12月18日)》，军事科学院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转引自刘统《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第～第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第2版。

　　[26]《林育英关于维护党内团结、一致反对敌人等问题致张国焘电(1936年12月2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45～第8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7]《朱德关于与红一、三军密切联系互通情报致毛泽东等并转林育英电(1935年12月30日20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4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8]《毛泽东关于目前的形势致朱德电(1936年1月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48～第8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9]《张国焘以“第二中央”名义致国际代表林育英电(1936年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0]《林育英关于国际委派解决红一、四方面军关系问题致张国焘电(1935年1月16日9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5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1]《张国焘坚持要中共中央取消中央名义致林育英电(1935年1月2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2]《朱德关于党内急需统一致张闻天电(1936年1月23日)》，《张闻天选集㈡》第6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33]《张闻天关于党内统一问题复朱德电(1936年1月24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5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4]《林育英关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致张国焘、朱德电(1936年1月24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5]《康道炉战役计划(1936年2月上旬)》，《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24～第82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6]《林育英、张闻天关于国际指示要点、战略方针等问题致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2月14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62～第8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7]傅钟：《党中央的召唤》，《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第23～第24页;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38]《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1936年3月)》，《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30～第83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9]《林育英关于不同意红二、六军团进入西康致朱德、张国焘电(节录)(1936年4月1日)》，《粉碎张国焘分裂活动胜利实现红军大会师 (资料编辑)(1961年11月18日)》第19页。

　　[40]《林育英关于当前形势致朱德、张国焘电(节录)(1936年3月26日)》，《粉碎张国焘分裂活动胜利实现红军大会师 (资料编辑)(1961年11月18日)》第18～第19页。

　　[41]《中革军委关于组织红二方面军及其领导人任职的命令(1936年7月5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0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2]《张国焘、朱德、陈昌浩等准备向夏洮西北行动致中央电(1936年6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4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3]《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红二、四方面军宜北出甘南致朱德、张国焘及任弼时电(1936年6月19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072～第107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4]《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红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甘南为有利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7月2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0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5]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83～第7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6]凯丰《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1937年2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099～第10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