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果粉争相呼喊的精神祖国竟是这样的

 

        一、位列国际四强，广受世界尊重？

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是：民国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高。他们的主要证据是：在二战之后，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位列国际“四强”之一，与美国、苏联、英国这些新老超级大国平起平坐；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史无前例地受到如此高级别的国际尊重。

但是，这个名义上的常任理事国和“四强”之一，真的实至名归吗？

 

当时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大国对此是什么看法呢？

1944年8月23日邱吉尔给外相艾登电报中说：

【“称中国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乃是一个绝对的笑话。”——[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黄仁宇全集》第六册，217页

“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还决心不顾英国和苏联的反对，让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香港]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第六版，第608页】

也就是说，“四强”中，除中国自己以外，只有美国愿意称中国为“四强”之一。英国和苏联对中华民国的这种地位，均毫不掩饰地表示嗤之以鼻。

不过在其中，对此感触最深的，应该还是直接接触到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蒋介石自己吧……

【“不要以为他们把我们当作四强之一，就自己以为是了不得。须知他们实际上不仅不把我们当一个军人，而且简直不把我们当一个人！这种心理，这种耻辱，不知道你们都已痛切感觉了没有？”——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5页

“大家都以为现在我们还有四五百万的军队，有这许多的人民，有这样广大的土地，在国际上我们还有讲话的资格。但你们要知道：现在一般联合国已经看我们军队不是军队，看我们军人不是军人，看我们军事机关更不是机关了。由于我们自身种种腐败缺点的暴露，可以说他们到了现在，已经根本没有把我们中国放在眼里！我们国家和军队的地位，低落到这种地步，我们如果还有一点良心血性，还能够毫无感觉么？”——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6页】

蒋公之言，如醍醐灌顶，如当头棒喝。当时还是1944年，二战还远未结束。中国已经在名义上成为“四强”之一。当时已经有人和今天的那些人一样，为此沾沾自喜。但蒋公直言不讳的训斥，却已经解释了很多实质性问题。

上面是抗战尚未结束时蒋公对中华民国这个“四强”之一地位的感受。那抗战结束了以后呢？随着日本战败，中国作为战胜国、联合国发起成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重要的是，作为“四强”之一，其国际地位应该很高了吧？应该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与尊重了吧？

【“现在实在的情形怎么样？你们有的在前方，有的在部队，分处各地，很少和国际上接触，没有看到我们在国际上所受的轻视和讥笑”——蒋介石：《革命军人必须信仰主义》（1946年2月16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1卷，249页

“我们一般将领固然不能自暴自弃，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次的胜利之获得，大部份是由于联合国的力量。打倒日本的力量，至少应该说是美国大部分的力量。”——蒋介石：《革命军人必须信仰主义》（1946年2月16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1卷，251页

“如果单于我们本身的实力而言，那我们获得这次胜利实在是万分侥幸，毋宁说是出乎我们预料之外的。但是现在有许多同志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我们现在抗战已经胜利，我们中国应该列为世界四强之一，而现在世界上都不承认我们是强国，甚至于轻视我们，侮辱我们，反不成为一个国家，因此心里就觉得愤愤不平。其实这都是因为对于自己的实力缺乏真实估计的缘故。我们如果反省一下，就可以知道我们本身实在是一个贫弱的国家，而这一次胜利不过是时代的胜利而已。”——蒋介石：《如何消灭我们最后的敌人》（1946年7月18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1卷350,351页】

蒋公斯言，直击要害，简直似乎是对当今鼓吹“民国国际地位崇高论”的直接反驳。他谆谆教导：不要把“四强之一”当回事；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把我们当回事；虽然日本战败了，但这并不说明我们的实力；你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些……

在蒋公的苦口婆心面前，大肆宣扬“中华民国是四强之一”的人们，会不会感到一丝羞愧呢？

蒋介石1942年1月3日日记：

【“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总统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惶惧而已！”——[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黄仁宇全集》第六册，212页】

1942年1月31日日记：

【“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黄仁宇全集》第六册，212页】

和今天的很多人不一样，蒋介石对当年中华民国到底什么样，还是有一些自知之明的。他深知这个“四强之一”虽然名义上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地位，但实际上并不真正代表中国的实力，也不代表列强眼里真正的中国印象。所以他会“惶惧”，会“恐受虚名之害”。蒋介石还是有他的预见性的。不幸言中。几十年后的中国，果然出现了受“四强之一”虚名之害的人。

二战中，中国留给世界的印象绝不是一个强国。这在一些外国史书中不经意地提到时，亦可见一斑。

【“另一个在战争中提高了地位的国家是共产党中国。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己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一卷）停战谈到的帐笼和战斗前线》，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565页】

 

有人认为，二战后期中国军队参与的在缅甸的反攻，打得有声有色，给中国的大国强国形象一定添了不少分。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虽然1944年下半年看到了盟军缅甸战役的胜利高潮，并重新开通了进入中国西南的陆上通道，但这些在美国战术指挥及美军和英军参与下取得的胜利不足以弥补国民党在其他战场上的损失，也不足以挽回他们受到损害的声誉。”——《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

“四强”之一意味着什么？这个名号的背后，必须是实实在在的，令人生畏的国家实力（如美国）；以及在共同的对外战争中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如苏联）。否则就如同春秋时期的宋襄公。他确实成功地召集了诸侯开会。但真正的大国如楚国，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宋襄公的这个“霸主”是当得非常窝囊的。而二战时的中国，比宋襄公的宋国强不了多少。

【“难道中国在1940年即已成为四强之一？美国之击败日本，须动员其大部舰队。轰炸其城市时出动成百上千之飞机不算，尚须制造原子弹。中国不能出产飞机一架，连空投炸弹尚须外方供给。……至于中国认为独自对日作战四年半，已对各盟国作有具体贡献，则甚少有人认真相信。驻美武官朱世明认为中国‘有权’取得美援武器，即受马歇尔驳辩。”——[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黄仁宇全集》第六册，215页】

最后奉上费正清对战后中国主权情形的一段描述。大家就可以明白这个“四强”之一实际上是多么凄惨。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战败后仍不能抬头。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即在194l年5月，我们就自动提出，一旦和平了，我们便立即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943年1月11日，根据平等原则签订了一项新的中美条约。但不到五个月又签订了另一协定，使在华美军（到1945年达60000人）可以不受中国刑法的约束。美军基地、补给和运输部门、无线电通讯网、航空系统和陆军邮局不久就在中国土地上开始工作，其规模之大和独断横行的程度是中国西南地区即使在不平等条约时代也从未见过。战争结束时，上海马路上有好几个月挤满了美国大兵和酗酒闹事的水手，其情景远非通商口岸时代所能比拟。这同中国新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中国刚获得的主权也使人产生怀疑。”——[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第13章 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垮台】

最后，给某些人已经几乎是崩溃的内心最后一击：

甚至为他们所引以为傲的“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也在抗战之后遭遇了巨大的讽刺。

【“（1946年11月4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南京签字……该约片面的利于美国，可谓为经济的不平等条约”——郭庭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版】

 

二、军官爱兵如子，士兵忠勇尽职？

【“由于受上司的欺压，国民党的军队便反过来欺压他们所遇到的村民。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美]布莱恩•克劳泽：《蒋介石传》17章“蒋介石和他的同盟者”】

早在几年前，就有作家著文否认国民党军队“抓壮丁”之事。此说随即遭到强烈反驳。然而反驳者却多以大陆中共方的资料为依据。在旁观者看来，未免说服力不足；在敌对方看来，简直不屑一顾。而本文，则尽量采用海外的资料——包括美国，甚至国民党自己的史料证据——来展现一下“爱兵如子”的国民党军队，大陆有没有“污蔑旧社会”，让事实来评说。

首先是蒋介石。

【“我昨天所讲的征兵冒名顶替之事，大家都知道这是由于社会不良和役政办理不善所致，但部队接兵官之舞弊，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比方我们部队驻老河口要派官长到四川去接兵，接兵官在四川并不领到足额新兵，沿途更放任新兵随便逃跑，或遇途中士兵发生疾病，更是任意丢弃不顾；如此，即可省出火食费用，归入他接兵官的私囊，等到行抵驻地老河口附近，为要归队复命起见，就拼命在其附近捉拉民众充数，以致发生张冠李戴，冒名顶替之事亦是不少。更有新兵既系临时强拉而来，为要防其逃走，乃用绳索串缚，视同罪囚，这种现象，到处沿途可以看到。”——蒋介石：《西安军事会议讲评（三）》(1942.9.10)《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9卷281,282页】

关于国民党军队用绳子捆送新兵壮丁之事，还有史沫特莱采访所得的旁证可以佐证。

【“他（国民党33集团军参谋张开厦）承认，国民党拉壮丁，用绳子绑着行军”——[美]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文集•第一卷，中国的战歌》，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394页】

史沫特莱是美国记者，左翼社会活动家。还有人说她是苏联间谍的。因此如果只有史沫特莱的记录，某些人可能会说史沫特莱是中共的“国际友人”，自然要丑化国民党。但我们现在发现，史沫特莱只不过说了蒋介石也说过的话而已。而且读者们会发现，她说得还远远不如蒋介石那么狠。请看下面。

【“前几天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作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殍，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官长枪毙在路旁，估计起来，从福建征来的一千新兵，到贵州收不到一百人；这种情形，兵役署长知道不知道？现在军政部在贵州沿途都设有合作站，你们所派的站长干的什么事？”——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9页】

这份资料，是台湾地区编写的，蒋介石亲口所说：一千壮丁，估算最后能送到的不到一百人！

【“蒋介石曾否确实用手杖敲打兵役署长程泽润的脑袋，然后因为新兵训练营的条件非常恶劣而把他关进这个营房呢？一位部长懊丧地告诉我说，那是真的”——[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147页】

可见，国民党军队虐待乃至杀害壮丁的问题，就连蒋介石本人都气得忍无可忍。而今天居然有人还认为这是中共在污蔑国民党军队？

 

除了虐待甚至虐杀壮丁外，国民党军队对待已经到达部队的士兵是这样的：

【“现在一般中下级军需人员的弊病，真是太深了！本来照规定小麦一石折合包榖一百五十斤，而现在扣减为一百三十五斤，实际所发到部队的不过一百斤。而我们向民众征收的则一石小麦要折合两百斤大秤的包榖。一切的粮食，我们取之于民众的时候，都是用的大斗，而且是净实的米麦，而发给士兵的都是小斗，其中还要渗杂沙土。又部队军粮，都要到距离几百里以外的指定的地点自去领取，而军需署并没有规定领粮的经费。于是派去领粮的官兵不得不出卖一部份军粮，作为来往的盘费。军粮既可以公开出卖，无形之中，就引起这些被派领粮官兵偷盗军粮的动机，而军纪因以破坏。最违犯纪律的，就是军需人员或特务长带了领粮的士兵到达领粮的地点之后，自己就离开部队，置职务于不顾，任令领粮的士兵长久等候，夏天淋雨，冬天受冻，因此他们就不得不强占民房，强取民物，或以变卖军粮所得的款项，嫖赌吃喝，任意挥霍，有些甚至卷款潜逃；其回到部队的，亦往往身染花柳病，不堪服役。总之，前线部队常常缺少粮食，而后方粮秣不能输送到前方，要由前方第一线派了官兵到后方来领取，这实在是最不合理的办法，此不只减少战斗力量，而且更影响战事进行非鲜。这都是由于军需和兵站人员不负责、不尽职、懒惰腐败的表现。至于部队里面的军饷，也没有按月发清，有的欠一二个月未发，有的欠三四个月未发，亦有拖欠至半年之久未发下的。此次从河南随军退却下来的外国军官，问我们一般士兵；许多都说他们的薪饷还只领到去年九月为止，九月以后的到现在还没有发放清楚。实际上政府对于军费，从来没有欠过一个月，每月都是如期如数的拨发，但我们下面部队的情形竟是如此，试问，这叫什么军需独立？你们军需人员作的什么事？”——蒋介石：对黄山整军会议审查修正各案之训示（1944年8月4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474、475页】

除了蒋介石，还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尖锐地指出了这个问题。他们虽然是国民党人，但他们和今天某些美化民国的人不一样，他们看到了事实。

【“（国民党军队）军队的给养不足，士兵的生活不良，甚至士兵吃不饱穿不暖，而长官尚茫无所知。官长对于士兵视同路人，不但痛痒不相关切，甚至怕和士兵见面，不但高级将领不知道接近士兵是自己的天职，甚至连长阶级大多数亦是如此。”——台湾“国史馆”民国94年初版《陈诚先生回忆录》第一部“剿共”第五章“结语”第一节“失败的检讨”】

前面是国民党、蒋介石自认的部分。然后我们来看看美国人看到了什么。

下述记录出自魏德迈将军。他是接替史迪威，来担任蒋介石的盟军参谋长的。国民党的史料对史迪威各种抨击，但对魏德迈的评价却要高很多。但就是这个对国民党十分友好的魏德迈，却在他的报告中留下了这样痛心的记录（转引自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的《全球分裂》）。

【“史迪威的继任者艾伯特•魏德迈将军在送交蒋介石的那份关于中国军队征兵状况的出色的备忘录中，阐明了这些词语的含义：

征兵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就象灾荒或洪水来临一般，只是来得更正规，每年两次，而且受害者更多罢了……征兵的军官与地方官员相勾结并通过他们的拉夫队来赚钱。他们从征兵中勒索大量金钱，这些钱由地方官员移交给他们，并用抓来的人充替应征者。在征兵中私下的人贩子已形成一种生意。他们从挨饿的人家购买壮丁，这些家庭需要稻米比需要儿子更为迫切，或者从县长那里买一些多余的人……

壮丁们经过隔离和集结成队后，被驱赶到训练营地。他们从陕西行军到四川，又从四川走到云南。他们走不完的路……其中很多人在头几天里就开小差逃跑了。以后他们就虚弱得无法逃走。被抓回来的人会受到严酷的拷打……

在行军途中他们变得瘦骨嶙峋;染上了脚气病，双腿肿胀，腹部突出，胳臂和大腿消瘦不堪，……如果有人死掉，他的尸体就被扔下。但在花名册上却仍保留他的名字。只要不报告此人已经死亡，他就永远是军官们的一大财源，因为事实上死者已停止花费，于是军官们的收入格外增多。他的军粮和薪饷就变成指挥官口袋中的长久的纪念品。他的家庭也只好把他忘掉。”——[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下册641,642页】

上述毕竟非亲眼所见的真实记录。下面提供那些亲眼目睹国民党官兵虐杀士兵、壮丁的现场记录。

【去军营慰问部队时，（西南联大）学生注意到军官的残忍。在村子里，他们听说年轻人宁愿剁掉手指、掏掉眼珠，也不愿忍饥挨饿，遭受蔑视和侮辱，而这正是被抓取派往前线的亲戚朋友的遭遇。三十年后，一个从前的学生对那位奔赴战场的广东同学的外表记忆犹新：“他们更像一具具骷髅，而不是一个个人。他们虚弱得什么都拿不动了。”同样是在滇缅公路上，除了可怜的士兵，还有一群走私者——他们衣冠楚楚，手头阔绰，有权有势。这些人与当地的投机倒把分子、贪官污吏和蝇营狗苟的乡绅，使得即使最不关心政治的联大知识分子也认识到不平等。

明目张胆的不公使闻一多教授成为炽烈的激进分子。在学生时代，他就尊崇诗人屈原，把他奉为麻木不仁的统治阶级刚正不阿的批评者；但亲身经历中国统治者的残暴时，他仍然惊诧不已，于是他开始行动了。有一天，和一位学生散步时，闻一多突然冲上前去，高声吼道：“放下你的手！”原来，有个士兵由于生病，骨瘦如柴，身体羸弱，倒在路旁，军官正用鞭子抽打他，想让他起来。听到反对的声音，那个军官看着这个长胡须穿长衫的中年男人，僵硬地咧嘴一笑，用最下流的话要他别管闲事。闻一多火了：“你自己也有父母兄弟，你难道没有一点人性？！”

那个军官试图指示部队围攻这个鲁莽的不速之客，那位学生赶了上来。“你们要干什么？”他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这时，有一群人围上来，那个士兵已经死了。那个军官破口大骂了几句，猛然扯下死者制服上的徽章，扬长而去。

闻一多回到家，气得直哆嗦。“太无耻了！太无耻了！”他一遍又一遍地大骂着。妻子劝他安静下来，朋友也劝他：这种事无论什么时候都会发生，个人能做什么呢？“我不管，更没人管了！”闻一多厉声应道。接下来几天，他神情恍惚地坐着，连鼻涕流到胡子上也没有察觉，他心乱如麻，无法工作。他茫然望着窗外，身上似乎挣扎着孕育出一个新的闻一多——一个改变了历史进程的闻一多。

——[美]易社强(John Israel)：《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台]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99年版，376-377页】

正是亲眼见到国民党军队残酷虐杀自己士兵的全过程，使得一个曾经热烈拥护国民党政权的闻一多，站到了国民政府的另一面，并最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而今天那些美化民国的历史发明家们，还不承认国民党军队对待自己的士兵有多残忍。这种残忍，甚至从蒋介石的原话中都能看出来。

【“无论如何劳苦，都祗有坚持忍耐，勇往迈进，否则受些劳苦，就去逃跑……这种玷辱军人的不肖士兵，如果抓到，一定枪毙。”——蒋介石：《怎样才是军人》（1932.8.1.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0卷653,654页】

蒋介石亲口所说，逃兵抓到“一定枪毙”！

但结果呢？视死如归的逃兵们一茬接着一茬……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11章第3节】

于是，对于一切敢于逃跑的壮丁，国民党军队就有了开枪屠杀的自由。下面是国民党从大陆败逃台湾时，被人亲眼看见他们是怎么屠杀逃跑的壮丁的。

【“甲板上，突然一阵骚动。一整群年轻人，原来全用绳索捆绑着，被迫蹲坐在地上，现在眼看船快要开了，几个年轻人拚死一搏，奋力挣脱绳索，从群众里急急窜出，奔向船舷，往海里跳。士兵急忙追捕，端起枪往海面扫射。有些逃走了，有些，被子弹击中了还用力往岸上游，游不动了，就慢下来，然后渐渐没入海里。”——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第28章“只是一个兵”

“桑品载把一切看在眼里：在大船真正开始离岸之前，这样的骚动有好几起，从船头、船中到船尾，被绑着的人，都在设法跳海，然后被射杀。步枪拿了出来，冲锋枪和机关枪都上阵了，海面一片密密麻麻的扫射，尸体浮上水面，像死狗死猫一样在海浪里上下起伏，尸体旁一片逐渐扩散开来的血水”——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第28章“只是一个兵”】

如果不说清楚，读者可能会以为，这是日本鬼子在屠杀。不，这里屠杀者是国民党军队。

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第16章“管管你不要哭”（后附），还记录了山东一个普通老百姓被国民党军队抓民夫后送到台湾的过程。文章太长，此处不引用了。从该篇采访中可以看到，国民党军队像抓囚犯一样抓民夫，搜走民夫身上的钱财，动辄打骂，而且抓了以后根本不可能放走。

这，就是有些人所说“爱兵如子”的国民党军队。

三、部队纪律严明，于民秋毫无犯？

国民党军，在历史上曾因军纪太差，对民众如狼似虎，而被老百姓怒称为“遭殃军”（取其与“中央军”谐音之意）。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当事人很多已经去世了。有些人就开始以为：这或许只是大陆处于敌对方而对国民党的污蔑宣传吧？事实上的国民党军队，应该没有那么不堪吧？

首先对此有不同意见的，可能就是我们“伟大”的 蒋公……

【“我们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是扰民。我们军队每进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而最好的房间，一定是我们最高的主官住，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蒋介石：《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1949年10月22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3卷42页】

这是蒋介石1949年对国民党军军纪的总结。但他这次并不是第一次抨击国民党军队的军纪问题。

【“在没有开战以前，一切危险困苦艰难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决不料我们的军纪，会败坏到这步田地！在北方作战的情形，我只听得说，在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一切的失利溃乱，抢劫掳掠。”——《蒋委员长对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训词（上）》（1938年1月1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第1册，70页

“据一般民众的报告，在益阳长龙乡以东的地区还没有什麼，到了该乡以西一带，就有许多散兵游勇，甚至有连排长率领，强占民房，调戏妇女，翻箱倒箧，杀猪宰羊，试问这种行为与军阀时代的部队有什麼分别？又第三师退出德山经过朱家站时，因当地民众逃散，见一家只有数人在内，怪他不办招待，其连长某，就火焚民房，这桩事不知你们军长师长知道不知道？”——蒋介石：“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1944年2月14日），摘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346页】

蒋介石红口白牙做了死证：国军当年对百姓的抢劫掳掠是他“亲眼看见”的。而且据他所说，这还是令他最始料未及和痛心疾首的。不仅如此，蒋介石甚至还意识到将军纪败坏会成为打败仗的主要原因。

【“军风纪败坏不堪，招致民怨，为中原会战（指1944年豫中会战——笔者注）失败的主因。”——蒋介石：“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席黄山整军预备会议讲”，摘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443页】

而且这还不仅仅是蒋介石一个人的认识。其他国民党军官——无论是杂牌的还是嫡系的——都提到了国民党军队军纪废弛，残害民众的现象。

【“3.战斗军纪废弛：(A)六月三日，长沙疏散时，各级宫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摘自《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264页

“军纪不良，民众逃亡。查此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战时增设部队又骤难足额，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社为墟。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到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报告书(1938年8月7日)，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697页

“几年来剿共劳而无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剿共部队良莠不齐，甚至有的腐化恶化，为人民所痛恨，致共区有‘宁可给匪杀，不可给兵扎’之语。以这样比共军还可怕的兵剿共，人民只能估计眼前的利害，当然宁愿为共军所裹挟，而不愿帮助国军剿共了。”——《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第2章第8节“张英部的改编”

“军纪废弛，民怨甚深，失我增援”（陈诚总结的“围剿”中央苏区失败的原因之一）——《陈诚致蒋总司令电》（1931年6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0007744

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282,283页】

此外，

【“只要有机会，他们（作者手下的国民党士兵——笔者注）可能从村民处偷来一只狗，放进锅里煮，整只吃干净。”——[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一章“中国内陆”

“平静的寺院日子，一直维持到一九四五年，当时日本人投降，内战爆发。新四军首先到了狼山，天真的我们及邻区的乡民还不知道新四军就是共产党。当他们出现时，我们很高兴，经过长期日本人的迫害与占领，好运终于降临了！共产党宣称是为人民，属于人民的党，他们看起来和善、周到、有纪律。他们不索求食物，也不威胁人民。……后来国民党来了，控制了乡间；共产党转入了地下，开始打游击战。

国民党的军队进驻我们的寺院。每回有新的兵团到达，我的师父就会为他们准备特别的晚餐，而他们却视为理所当然。他们成群地下山，在共产党不经意的时候袭击、围堵他们。很快地，国民党的军人害怕起游击队，因此当他们进城时，便会换穿平民衣服，并要我陪着。他们是衣衫褴褛的一群，除了美制的武器，就没有别的东西了。他们军饷微薄，常常挨饿，士气长久低迷，他们把古老寺院的门板拆下来当床；打烂了无价的古董桌椅，拿去当柴烧；殴打僧众，当他们抗议时，连我也被打，只是我还小，所以没有受到太多的肉体惩罚。

他们拆毁寺院，使乡间陷入恐惧，寺院无法再待下去了，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相继离开。”

——[台湾]圣严法师：《雪中足迹》，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版，50-51页】

《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是国民党军队的官方报告。而张发奎、陈诚分别是国民党军队中杂牌、嫡系的高级将领。黄仁宇则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中下层军官。也就是说，国民党军队从上到下，无论对蒋介石的亲疏远近，都承认国民党军队存在严重的军纪、扰民问题。而且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军纪问题是导致失败（无论是和共产党作战时失败，还是抗战时打败仗）的重要原因。如“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以这样比共军还可怕的兵剿共，人民只能估计眼前的利害，当然宁愿为共军所裹挟，而不愿帮助国军剿共了”等等，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国民党将领对国民党军队因军纪问题导致战败的恨铁不成钢。

除了国民党将领之外，国民党军队残害民众的实例还有很多。如众做周知的黄河花园口决堤事件，长沙文夕大火事件。此处就不赘述了。但可能鲜为人知的是，当我们指责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时，却未必知道：南京城的第一批难民（甚至可能还包括第一批惨遭屠杀的百姓）是国民党军队而非日军造成的！

【“今天，我们听见远处隆隆的炮声，声音似乎来自南面。我们不知道还要多久日本人就会到（南京）城里来。我担心中国军队被困在这里。今天晚上，我们接收了第一批难民，他们讲述了令人心碎的经历。中国军队命令他们立刻离开，如果不愿意的话，他们就被当做汉奸，并被枪毙。大部分人来自南门附近和城市的东南地区。”——《魏特琳日记》1937年12月8日

“今晚，城市的西南角火光冲天。在下午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西北方向外，到处浓烟滚滚。

中国军队的目的是把所有妨碍他们的障碍清除掉——妨碍他们射击，并可能利于日军埋伏或成为掩护日军的屏障。

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斯说，他看见火是用煤油点燃的。这些房子的主人是过去两天大批拥入城内的难民。如果这种方法能使日军延缓12～24个小时进城，我不知道这是否值得，因为它给平民造成了如此大的灾难。”——《魏特琳日记》1937年12月9日】

魏特琳是美国人，女传教士。她的《魏特琳日记》记载了南京被日军攻陷前后的惨状，是今天我们指证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之一。但她却同时留下这个记录：在日军破城5天前，还没等日军开始屠城，国民党军队先对南京城外的无辜平民和民房进行了扫荡。他们强迫居民离开，否则就枪毙。然后他们烧掉了大面积的民房。

当然，其目的是在于扫清射界，防止城外民房成为日军赖以利用的掩蔽之处。这个理由听起来似乎无可厚非。但结合南京战事后来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这些平民的牺牲都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比一个庸医要给病人开刀切除阑尾。庸医把病人开膛破肚之后，草草翻了一下，没找到阑尾，然后就连创口都没缝上撂下病人自己走了。

这就是当年国民党军队对待平民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