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为何没有“澳独”？得益那个时代的强硬外交：

 

“一二·三”澳门事件始末 ——

 

1966年7月，澳门氹仔岛的居民自筹经费修建小学。申请提交了三个月，仍未得到澳葡当局的任何答复。居民们决定先行开工。11月15日，海岛市行政局代局长晏德地（Rui de Andrade）上班时，发现学校门前搭起棚架，于是派出一名警察前往查询，并加以阻止，工人不听劝阻，于是晏德地又派出一批警员前往劝止，双方发生冲突，造成24人受伤，多人被捕包括在场采访的1名《澳门日报》记者。次日，氹仔街坊总会向澳葡当局提出惩处肇事者、谢罪、赔偿、释放被捕者等五项要求。18日，氹仔居民小学筹委会又进一步提出不得阻止建校、确保居民权利等五项要求。但是澳葡当局护理总督施维纳（Mota Cerveira），采取强硬态度一口回绝。这就激怒了澳门社会各界，使抗议和冲突不断发生。此时主角上场了，他就是葡萄牙驻澳门总督葡萄牙陆军准将嘉乐庇，他于11月25日才刚刚到任，此时冲突有愈演愈烈之势，12月3日，澳葡当局在总督府前开枪扫射前来示威的澳门师生，造成8人死亡、212人受伤、62人被捕的严重后果，史称澳门“一二·三”惨案。

 

这一事件震惊了全中国，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除《人民日报》谴责和声讨外，广东和各地红卫兵还云集拱北，试图冲破解放军的阻拦，进入澳门解救阶级兄弟和骨肉同胞。国际社会也反响巨大。12月5日，联合国托管理事会通过了亚非组提交的一份因美英阻挠而没有实施的议案，建议安理会敦促各国与葡断交，并对其实行经济制裁。

 

由于问题严重，葡国政府不得不通过驻法大使联系中国政府以平息事态。中国政府答复称澳门所发生的事情是地方问题，应与广东省磋商解决。澳葡当局被迫吞下无邦交的苦果，去找广东地方政府联系。

 

12月9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派了一位外事处处长，直截了当地要求澳葡当局无条件接受澳门居民及群众团体的全部要求，并清除国民党在澳势力。10天后，我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又限期澳葡当局携具体方案前来谈判。22日，双方会谈的结果是，葡方接受中方的全部要求。最后，中方拿出一份拟就的澳葡当局“认罪书”，令葡方人员带回去，请他们的总督在上面签字。

 

这份由中方起草的澳葡当局“认罪书”，葡文译为“投降书”，由两份文件构成：《澳葡当局对澳门中国居民各界代表所提出抗议书的答复》和《澳葡当局对于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处长声明所提四项条件的实施条款》。

 

这两份文件在里斯本引起了巨大的惊恐和激烈的争论，被葡方视为奇耻大辱。争论双方都认为，这是让他们在遭受耻辱和放弃澳门之间进行选择。澳门总督为避免事态扩大更主要的是他负担不起失去澳门的责任决定接受认罪书，并采取了一些缓和局势的方法，12月16日，嘉乐庇总督将陆军司令兼市政厅长施维纳、警察厅长傅基利撤职，而海岛市代理行政局长晏德地和警察副厅长颜端尼则于13、14日分别离澳返葡。12月17日，澳门华人为事件中的死难者举行公祭，澳门政府也决定在出殡行列经过关闸时，闸上葡萄牙国旗下半旗致哀，市政厅亦将市旗下半旗。

 

1967年1月2日澳门当局发出公告，禁止在澳门进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敌对的活动，禁止悬挂被视为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旗帜、徽章、标志等。”国民党在澳门设置或支持的机构和团体，接着也被查封，国民党在澳势力被全面清除。

 

然而，葡萄牙政府并未接受该“认罪书”的内容。于是双方继续就认罪书文本磋商。鉴于在中方限定的期限内没有答应认罪书上的所有条件，中国决定停止向澳门输送食品及饮用水，并在澳门边界集结军队，澳门传言解放军要收回澳门，引发了大恐慌，澳门元开始贬値，银行出现挤提，市面一片萧条。葡人纷纷逃离，剩下的也躲入葡军军营，澳门的华人社团也号召人们不与葡人合作，不向他们出售商品。

 

鉴于澳门局势严重，葡萄牙决定派一个由外交部、海外部的代表和前总督白觉理(Pedro Correia de Barros)组成的代表团到澳门了解情况，并提出参与谈判，但遭广东省拒绝。代表团返葡后，葡萄牙内阁改变以往的立场，表示“不反对总督签署认罪书”，但仍然坚持“认罪书”的内容不能对外发表。不过，这个要求仍被中国拒绝，1967年1月27日，广东省人委发表强硬声明，下达了最后通牒。晚上，澳门政府发表声明，对“此次事件的死难者遗属、受伤者、被捕者和遭受各种损失的受害者，以及全体澳门中国居民认罪、赔礼，并表示深切的歉意。”，澳葡当局承担制造惨案的全部责任，对罢免的责任者治罪，全部接受澳门中国居民代表所提的6项要求”，承担死难者的全部丧葬费和抚恤费以及其他受害者的一切损失，共计澳门币2058424元。

 

1月28日，嘉乐庇前往澳门中华总商会抗议指挥部签署认罪书。认罪书”后来首次发表在1967年2月2日的《参考消息》上。

 

澳门事件结束后，香港的左派欣喜若狂纷纷到澳门取经，交流经验，终于爆发了持续半年千余人伤亡的香港六七暴动。所以说，在外交上，在争取自己的利益上面绝不能有忍让，要不然就会连锁反应，所以说那时的中国太强硬了，知道在主权和尊严上让步和退缩只能招致对方更加步步紧逼，慢慢的把自己逼上绝路，那时的中国和美国打和印度打和苏联打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来源：昆仑策网，转自“凯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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