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存在某些“去革命”“去红色”的现象，红色素材一度减少；存在某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现象，如缺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反而渲染中国的封建传统，即没有法治、科学意识，缺乏独立人格等，这尤其表现为文化上的不自信，造成一提到中国就是落后、一提到西方就是先进的印象，这就落入东方主义的窠臼或思维模式了。
本文主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谈谈近些年来我国在教材建设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国家的课程改革、教材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第二个方面，教材建设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第三个方面，我们应该怎么从意识形态的维度改进、完善教材编写。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国家的课程改革、教材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不能抹杀这个成绩。首先是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21世纪初以来的教育改革，我们推进素质教育，从素质教育到核心素养的提出，这一点不仅仅是口号和概念的变化，实质上还是做出了很大成绩的。其次是倡导研究性教学或过程性学习。对于一个过去长期处在自然经济和农业经济状态的国度，再加上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传统，我们形成了比较浓厚的灌输式教育理念和方式。现在看，这种方式已经制约了人才培养的质量。不过，从21世纪初以来在基础教育领域倡导的研究性学习也就是过程学习取得了很大成绩，学生的创新意识明显增强。再次，面向全体学生，我们从原来的选拔教育到越来越强调让每个孩子都得到成长，这一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在选拔性评价下，大多数孩子似乎成为尖子生的陪衬，制造的往往是大批的“失败者”，而过程性评价的理念是让每个孩子都成为成长者、成功者。最后，倡导课程多样化和可选择性。因为中国这么大，学校种类也比较多，多样性的教学资源和方式才能适应我国多样化人才培养的需要。
另外，我们教材建设的成绩还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我们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就给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广的视野、更新的知识，需要教育工作者更有责任感、使命感。教材建设必须适应这种要求。二是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以及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教育必须满足社会对青少年政治素质和道德教育的更高要求，即我们不仅要有良好的私德修养，还需要适应文明秩序的公德修养；我们不仅要加强道德教育，还要加强法治教育。也就是说，自然经济状态和农业经济时代靠传统风俗习惯就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但是当一个社会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的时候，法律对维护社会秩序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们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品德课程为什么都统一改为“道德与法治”就是这种需要的反映。三是应对生活方式和文化多样化的变化，突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的任务。为什么我们现在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材体系，不是说过去我们没有价值观，而是过去我们的价值观比较单一，即使不用引导，大家的价值观也差不多。之所以现在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是因为价值观已经多样化了。四是应对全球化和世界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形势，教材必须积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强化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教育。过去国门关着的时候，国家认同是自然而然的情况，在现代社会你即使在国内工作，你可能也是给外企工作。你的身份认同很容易被撕裂，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必须打上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底色，才能保证你在复合型认同的情况下底色是明显本色的。五是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教育必须强化创新思维的教育。在农业经济时代，知识是经验形态的，在岁月流逝的经验重复中我们就能够熟练地掌握技能，即使在工业化时代，强调的是标准化生产，创新型人才的需要还不那么强烈，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型人才是必需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持竞争力。所以说，创新型人才和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就成为教材编写的重要内容。
总之，我们的教材编写已经发生了变化，一是从学科本位转向知识综合和实践能力整合；二是从难、繁、偏、旧的书本知识转向关注学生的兴趣和能力培养；三是以教师的教为中心逐渐转向以学生的学为中心；四是从选拔性评价转向过程性评价；五是教材呈现形式越来越丰富多彩。大家可以拿几十年前的课本和现在的课本比一比，内容和呈现方式可以说是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异彩纷呈了。
上述的变化，也让政治课的形态发生了改变。一是改变了以往概念式、口号式的意识形态教育，逐步变成把意识形态渗透到学生的生活、学习和文化知识之中，使政治要求和生活规范、文化素质结合起来，形成了把思想教育与人生成长、品德养成及公民道德教育、法治意识相结合的教育模式。这是近十几年来重要的变化。二是改变了方法单一的政治教育模式。我们逐渐认识到在要求统一的教育目标的同时，充分注意学生的个性特点和自身发展需求。三是改变了过去不分年龄和身心发展阶段差异的政治教育模式，减少了单纯的宏大概念叙事，试图把主流的社会价值观与儿童的成长过程结合起来，把政治要求和儿童生活特点、儿童视角结合起来进行教育。目前，我们已经明显改变了过去上下一般粗的问题，从小学低年级课程教材的名称就可以看出，例如，在上一轮的课程改革之中，小学低年级德育课程是“品德与生活”，让学生在生活中体会道德规范和要求；小学高年级德育课程是“品德与社会”，让学生在对社会不断扩展的了解中理解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初中阶段的德育课程是“思想品德”，是让学生对一定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进行整体性的理解。四是强化了生命教育的内容，由单纯的社会目标教育转变到社会目标与个体生命价值的结合，这一点也是这几年一个重大的突破。五是改变了过去单纯灌输的教育方法，逐渐形成把思想教育、价值观教育与学生自我体验、自我反思相结合的教育方法。与过去相比，现在的课程、教学更强调自觉、自省、自主、自律和自我教育。政治思想教育需要灌输，但是我们不能把思想教育仅仅限于灌输，尤其在网络化的信息时代，道德教育、思想教育应该更强调自我体验、自我反思，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变成一个稳定形成正确认同的过程。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会考试了就是政治上好的人了，有可能考试考得很好，但思想上未必解决了问题。如果一个人会背诵课本，但是情感没有认同，那有什么用呢？六是强化了实践内化的要求。本轮课改不仅提出核心素养的概念，还提出思想政治课程要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实际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提升学生的政治思想素养。这些理念都是新的变化，也是新的成绩。
但是，在一段时间内教材编写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存在某些“去革命”“去红色”的现象，红色素材一度减少；存在某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现象，如缺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反而渲染中国的封建传统，即没有法治、科学意识，缺乏独立人格等，这尤其表现为文化上的不自信，造成一提到中国就是落后、一提到西方就是先进的印象，这就落入东方主义的窠臼或思维模式了。这种发达与落后、理性与愚昧、正常与不可思议之间的二元对立，实际上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最近我看了一本美国史，说美国的崛起与它对自己的自信是相关的，也就是说，殖民地时期，美国打败了英国以后有了美国自己的《独立宣言》和宪法，美国人觉得自己的新的文化要高于原来封建的欧洲文化，这个时候美国的自信心起来了，这种自信给美国的崛起提供了精神支撑。现在中华民族也在崛起，这个崛起也应该有价值观的崛起，就是“四个自信”，或者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文化自信是最根本、最深沉的自信。
另外，个别教材也存在着崇洋媚外的现象，甚至存在某些西方个人主义、西方自由理念的渗透。大家在看教材、审教材当中也发现了这些现象。经常有人说，为什么西方提倡教育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它的社会仍然有秩序，也没有什么事？在美国和欧洲待过的同志都知道，欧美有强大的宗教，宗教恰恰是强调人要自卑，要与人为善，它是平衡的。当我们在没有价值观平衡的情况下，只讲个人主义肯定会出问题。另外也有的教材内容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总的说来，从根本上讲有些人就是认为中国不如国外，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化不自信。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不是哪些人不好，我认为，既然形成了一个思潮，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历史的角度看，首先就是1840年以来的文化落差造成的文化自卑。我记得小时候连钉子都叫“洋钉子”。现在没有人说“洋钉子”了。这在话语层次上确实说明我们在崛起。另外，我们好不容易在1949年站起来了，结果尽管站起来了，由于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科学技术还不那么发达，我们还没站那么稳。但是，我们毕竟在政治上站起来了。可是，苏联和东欧剧变又造成了我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失落感。当时我们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开始的时候多少有点弱势化表达的味道，“中国特色”就是说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你不要要求我们与你们一样。但是现在再提“中国特色”就不是这样了，“中国特色”已经变成了强势话语表达，就是说“中国特色”是我们的最大特色，也是最大优势，这就是变化。
当然文化不自信现象还有其社会原因，比如说，我们改革开放要向西方学习，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就形成了我们对西方人仰视的习惯。同志们，大家见到自己的老师一般是什么心态？我们长期当学生当惯了，就觉得所见的西方人都了不起。实际上在历史长河当中，西方的先进只有短短的几百年。我最近看英国人沃森写的《思想史》，12世纪的一位阿拉伯学者在他的书里有这么一段话，说这个世界上越往北人越笨，就指的西欧，意大利还好一点，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是最笨的，12世纪就是这样的状况。中国在古代进入文明状态的时候，欧洲人还在森林里追兔子呢。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用学习了，只是说学习不能丧失自己的信心和自主能力。也就是说，如果完全封闭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认为自己就永远不如人，那你就是有问题了。中国这些年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就是因为中国人能干、聪明，我们的制度好，我们的文化中有令人珍视的内容。你必须这样理解。如果我们的制度、文化特别差，反而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得特别好，哪有这个道理？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最有理由自信？就是这个意思。习近平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惧地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地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另外，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社会分化、利益多元化和思想的多样化，市场经济和新媒体的相互作用，公民自主意识提高，大家的批判意识、挑剔意识，对权威、正统往往持怀疑态度。
文化上不自信的现象当然也有文化上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代表的意识形态极端化，也是造成人们对政治疏离的原因。再者，知识经济对创新的需要强化了批判性思维，我们必须面对这种变化。过去在工业化时代强调的是权威，在知识经济时代还完全强调权威、绝对一致，那你怎么能行呢？必须得有一种创新、反思、批判性思维。但是在批判性思维之下，我们如何构建政治认同？这对我们就是挑战。
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塑造的公共领域促成公民自主意识的提高，这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许多人见了国外的东西，觉得新鲜，以为新奇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还有许多其他社会问题，如社会上诸多的道德失范现象也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另外，我们本身在价值观建设方面也存在问题。我们失去自信心之后总觉得不如别人，我们谈价值观的时候，总觉得我们的价值观不具有普遍意义，反而认为人家的价值观是有普遍意义的。这就造成了我们在理论和道德上缺乏制高点。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提“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是一个国际道义制高点的问题。我们提“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比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高多了。现在中国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国际形象调查中，得分已经超过了美国。
中国内部文化上的不自信也存在外部原因。我们可以分析外部原因的构成，譬如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围剿。他们或者想把我们变成附属性存在，或者试图赤裸裸地遏制我们。同志们，这个世界目前仍然是以西方为强势霸权的，西方世界也有一个核心圈，这个核心圈是什么？就是讲英语的国家，即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国家。你看所谓“五只眼”，它们不光监视我们，连讲德语、法语的国家都监视着。对西方世界而言，中国是绝对的“他者”，中国不属于西方文化，或者说不是白人国家，而且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现在美国刚成立了应对急迫威胁委员会，就是针对中国。另外，西方发达国家在价值观操作上有丰富的经验，而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另外，我们称其他参政党为民主党派，好像中国共产党不民主似的。这就是价值观的话语表达问题，是价值观操作问题，这里有一个语言运用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好多人认为西方没有政治课，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美国也有“公民与政治课”，日本也有“公民课”，德国也有“政治科学课”，怎么能够说西方没有政治课呢？而且我们的政治课程和教材还只讲自己的价值观，美国是公开主张世界上都应该按照美国的价值观重新安排，美国试图用自己的价值观塑造整个世界。另外，美国也很重视包括爱国在内的价值观教育。譬如，奥运会上的道格拉斯事件，即在巴西奥运体操赛现场奏响了美国国歌、升起美国国旗的时候，道格拉斯的队友们都纷纷注视国旗，并且将手放在了胸口位置以示尊重。然而，道格拉斯显得有些另类，她只是站在那里，目光似乎也并未注视国旗。于是，许多美国人指责她：“国家给了你机会去参加比赛，你没有任何理由不向自己国家的国旗致敬！”我们讲爱国的时候，西方人说我们洗脑，你看他们不洗脑吗？当然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改进，我们首先要坚定自信，必须破除崇洋媚外的心态，破除文化自卑的心态。当然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跟外边不来往，不是那样的。但是我们要防止囫囵吞枣，将西方价值观全盘吸收。我们必须基于我们的国情，讲好我们的故事。
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绝对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但是我们必须以自己的立场和话语来说话，把中国的历史、现实、发展目标说清楚。如果抛开自己民族的特点和现实要求，拿西方自己也没有完全实现的追求作为标准，就很难有说服力。在舆论竞争环境下阐释我们的主张，当然就要进行彻底的理论研究和说明。
为什么教材是国家事权呢？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仍然是基本的利益共同体，按照国家建构的理论，国家塑造民族，而不是民族塑造国家。西方有一本书叫《想象的共同体》，就是说，人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利益，才可能形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要培养认同自己的国家、认同自己文化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教育具有塑造未来的功能，教材是规范教育的最主要的遵循，因此教材必须体现国家意志。如果说中小学教材建设，尤其是三科教材建设，不由国家统一编写、审定，而是由各省（市、区）各行其是、多元化发展，就不可能塑造出有共同理想、共同信念的可靠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如果我们的教材任由每个省各行其是，尤其是塑造精神层面的教材各行其是的话，这个社会就会逐渐变得越来越有差异，时间长了，差异就会变成分裂的种子。比如说，有的香港教材宣扬香港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有人居住，好像跟广东人没关系似的。另外，它讲中国历史只讲到“文化大革命”，这种做法显然会影响香港人的国家认同。在其他省份也有一些教训，这些我们都应当认真汲取。因此，教材只能是国家事权，因为它是塑造我们整个民族灵魂层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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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哲学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微信公号，原载人民教育出版社报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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