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多场冲击，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报料者解释，背后势力只接受22至24岁的热血青年，最好有学生身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中间人与查询者的录音对答中，财雄势大的“金主”呼之欲出，中间人声称，有人资助，“肯掷钱出来，咪有人玩”；查询者兴奋计数，3000元行十日就有“三皮嘢(万元)”；中间人即刻表示，“咩行街呀，要做嘢？唔做嘢无钱！”查询者担心地问，“掷砖头是刑事嚟？大佬”；中间人答，咁当然要高价啦，唔高价边有勇夫啊！
7月3日，有港媒揭露称，有反对修例的团体，长期收受美国相关基金会的巨额资助，该基金会其实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白手套”。《大公报》调查发现，反修例团体“香港人权监察”长期收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拨款累计超过1500万元（港币）。
查阅NED拨款记录得知，“香港人权监察”早在1995年起便每年收受拨款，资助额从20万元至40万元不等。从2004年起，每年的资助额跃升至130余万元。据统计，从1995年到2013年，“香港人权监察”累计收受NED拨款1482万元，直至2013年被媒体揭发后，相关行动才转趋低调。不过，有纪录显示，2018年“香港人权监察”再获NED约70万元拨款。而作为收受“黑钱”的“回报”，“香港人权监察”在反对香港修例方面积极配合美方部署，将修例“妖魔化”，引用美方发布的数据，造谣称容许香港将逃犯移交内地是“打开缺口”云云。
实际上，NED是CIA的“白手套”，专门资助世界各地政党及政治组织，进行反政府的政治活动。NED前总裁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曾承认，成立NED是因为CIA“臭名昭著”，不方便直接资助海外团体。还有前CIA特工透露，香港是美国收集情报的重点地区。此外，还有NED的子组织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NDI)。NDI成立于1983年，声称是一个“独立的非牟利民间组织”，但自1995年以来已向香港所谓的“民主派”组织，资助了数以千万元的款项。
祸乱中国的“一石二鸟”之计
西方帝国主义者对香港反对派的暗中的支持自然也要配合公开的政治表演。美国众议长、现年79岁的南希·佩洛西发推特说：“不应该忽视香港反修例人士的勇气。”在暴徒出手之前，佩洛西曾称，香港修例一旦通过，美国国会将重新评估香港是否仍拥有高度自治。据外媒报道，英国首相特雷莎·梅7月3表示关注香港的情况，并强调中国须尊重港人的权利和自由。特雷莎·梅在英国国会上说，对于香港近日发生的抗议活动，她已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担忧，强调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中英联合声明》列明的权利和自由“非常重要”。
7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亨特接受采访时称，《中英联合声明》仍旧有法律约束力，如果得不到履行将会有严重后果。明明是香港反对派暴力冲击立法会，亨特却颠倒黑白、罔顾事实，反而指责特区政府是在“镇压”。亨特还表示，英国支持香港居民捍卫英方为其争取来的自由，希望所有国家履行国际义务。针对亨特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怒斥：“所谓香港居民的自由是英方争取来的，这种说法简直是厚颜无耻！……在英国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期间，香港有何民主可言？港人连上街游行的权利都没有。”
尽管此次英国作为香港的前殖民统治者冲锋在政治舆论战的前线，但香港回归后，美国就取代了英国，开始积极介入并干预香港的政治事务。仅美国在香港领事馆就派出了近1000人的工作人员，比派往很多国家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还要多，其目的就是在香港这个“自由港”收集情报，并进行针对中国大陆的政治颠覆活动。
1997年后，美国开始积极介入并干预香港政治改革及普选等政治事务，国务院、国会、非政府组织在对港“民主输出”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基本原则表示疑虑，试图推动香港向美国所希望的“民主”方向前进；将香港实现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双普选看成是香港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指标以及中国是否遵守《基本法》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求保障并加快香港的民主进程，关注行政及立法机关的权力分配机制，维护法治、司法独立，推动香港实现“民主”的西方化、美国化；关注《香港基本法》第23条“反颠覆立法”问题；鼓励并支持香港泛民主派政党的发展，大力支持并扶持所谓的民主派；关注香港的公民权利与新闻自由，竭力维持香港的“独特性”，避免香港“大陆化”，带头充当香港民主人权的“保护者”和“监护人”。
除了政治攻势，美国通过非政府组织在对港事务上进行了更深入更直接的干预：有美国政府背景、从国会获得资金的美国民主基金会和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向香港的政治社团、研究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传统基金会针对香港问题开展专题研究，发表研究报告，提出政策咨询建议；中情局背景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和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等非政府组织更是直接通过举办各类讲座和会议，培养香港反对派的“普选”、“民主”意识和技巧，指导香港反对派开展“街头革命”。例如2013年的“占中”行动方案就是在NED的策划、指导下制定的。
在香港制造冲突和混乱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祸乱中国的重要抓手。
此次针对香港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制造的动乱更是体现了美帝国主义祸乱中国的一石二鸟的险恶用心。
本来这次修改相关条例，只能对37种国际公认的刑事犯罪移交，并不涉及香港自由派鼓吹的新闻、出版、学术、言论、示威等。此外还有“八不移交”：在内地杀十个人，可能会判死刑，不移交；内地认为是叛国、分裂国家的，香港不认为，所以不符合“双重犯罪”，不移交；政治类罪行不移交；因种族、宗教、国籍或政治意见而被指控的，不移交；甚至内地强奸犯或者香港人跑来内地强奸妇女，在香港判不了7年，也不移交……
即便排除这些，目前在内地犯罪逃到香港逍遥法外的刑事重犯也已达300多人。举个例子，《中国经营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证实，此次上海侵害幼女嫌犯、新城控股的实际控制人王振华，虽为中国籍，但已经取得香港居留权。也就是说，只要王振华跑到香港，即使今后修改相关条例成功，但若他侵害幼女的罪行按香港法律判不了七年，也不能移送内地，可以继续留港逍遥法外。更别说修例之前，那些可以“合法”在香港逍遥法外的大陆刑事罪犯。
西方帝国主义怂恿香港反对派阻挠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就是希望把香港打造成为一个大陆富人逃避法律制裁的犯罪天堂，极大地降低了富人群体的犯罪成本。这无疑是对中国法治的践踏，是对中国社会稳定的极大破坏。
一手祸乱香港，一手祸乱大陆，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严峻的现实：对垒队伍的年龄分化
6月9日的游行，组织者声称有103 万人参加，而根据警方的观察最多时只有24万人参与；6月16日的游行，组织者声称有200 万人参加，警方称最高峰时有接近34万人参加，香港发展中心委托科技大学前经济系主任雷鼎鸣估算参加游行总人数约40万人。据香港媒体报道，参加这两次游行的大都是年轻人。对于总人口700万、年轻人不到200万的香港，即便按照警方的保守数字，依然是触目惊心了。
与之相对的，香港反对派肆意强奸民意，引发包括梁家辉、谭咏麟、钟镇涛等诸多明星在内的广大市民的强烈“反弹”——这才有了15万人冒雨参与的“6·30‘撑警’大游行”。这个15万“撑警”大游行，不仅仅是在人数上占据劣势，观察媒体报道的图片也能看出，“撑警”大游行的主体为中老年群体，这不得不让人担忧香港的未来。
尽管香港回归已经20多年，英国殖民者的殖民统治也结束了20多年，但香港的“去殖民化”却依然任重道远，回归以后的香港青年一代仍然没有摆脱殖民教育的桎梏。公民教育仍然保持“殖民教育”的一些特征，在教材方面，通识课也是由教师自行编订，因此，教师的政治取向和立场直接影响学生思维，而大多数的香港教师本身就是西方殖民教育的产物。香港的司法系统控制在欧美外籍人士手中，2016年，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签署的委任状，任命17人为2016年新一届香港终审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仅有两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
除了帝国主义者通过反对派引诱香港青年群体，大量香港青年被裹挟参与“抗议”的主要原因还是民生问题。去年，香港《大公报》报道，香港一家协会的“香港青少年生活状况”调查显示，香港青少年的精神健康状态并不理想，有30%的受访青少年的抑郁指数属中等至极度严重，亦有近四成的受访者焦虑指数为中等至极度严重。调查指，生活节奏快、生存压力大是青年群体焦虑的主要原因。
香港回归以来，香港社会的贫富差别却不断加大。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数据，2017年，香港按原本住户收入计算出的基尼系数竟然高达0.539，创香港45年新高，成为发达经济体中最严重的地区。
2017年1月，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公布了全球500富豪榜，超过一半上榜的香港富豪全来自地产，香港十大富豪拥有财富的总数，竟然达到香港GDP总量的35%。
而另一方面，在香港730万人口中，贫困人口却高达134万。家庭住户月收入在15000港币以下的占全港人数的36.4% 。而香港一套典型公寓的售价通常不低于700万港币，结果，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成了许多香港人遥不可及的梦想。香港许多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学校收费都很高，这就阻挡了绝大多数草根阶层的子女入读名校的可能。阶层固化日益严重。大批青年人对现状不满，乐于参加各种运动发泄不满——更何况还有境外势力提供资金支持和组织指导。
香港回归以后，特区政府试图制定一些措施调整香港经济基础，引起顶层富人的不满，香港的富人群体悄悄参与对街头运动的资助，引诱底层参与街头运动，面对街头运动的压力束手无策，香港政府试图调整经济基础的努力失败，财富继续集中，底层愈发不满，愈发容易诱发街头运动。这就形成了一个近乎无解的恶性循环。
香港的出路：重要的是解决“依靠谁”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直到回归以后这么多年，大陆为了香港的回归、稳定，主要是团结香港的上层精英群体。港商群体从80年代以来的开放政策中赚的盆满钵满，李嘉诚这样的人回归前和回归后一直是大陆的座上宾。原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李罗力2016年6月在接受《前海传媒》采访时，痛心疾首地指出，大陆对香港政策的一大失误就是回归后主要依靠大资本来管理香港……工商界的资本家归根结底为自己利益的，是忽略老百姓利益的。香港回归后中央给香港送大礼包，除了“自由行”外，基本上都只是惠及了企业家的利益。换来的却是李嘉诚这样人的资本外逃，以及某些顶层富人对香港反对派的暗中资助。
所以，要解决香港的出路，除了依法强力打压“乱港”势力，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依靠谁、团结谁、孤立打击谁的问题，不能走精英路线，把广大香港民众这个大头丢掉了。香港大多数人（90%以上）是不是爱国的？如果是，为什么没有把这多数人教育、动员、组织起来，去和少数港独势力作斗争，把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在港独势力面前，多数人不应该成为看客。当看客，就表示冷漠，此事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关系不大。所以，核心的问题还是解决香港资本主义道路导致的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民生问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不出来，又怎么去争取香港大多数普通群众。
解决香港问题，一样需要走群众路线！
（作者：子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自“沧海之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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