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讲政治，把党的纲领和各项工作融为一体，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共同富裕的时代召唤，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回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在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存在的几乎所有的问题归纳起来，都有一个共性特征，即主客观分离：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初心，其认识方法在一系列问题上具有明显的二元论特征。长期实践证明：思想方法上的二元论时刻危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生命力。今天树立对立统一的思维，克服二元论，用“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更加准确地定位实践标准，“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才能把握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正确道路。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讲政治，把党的纲领和各项工作融为一体，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共同富裕的时代召唤，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
恩格斯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383页）马克思主义对二元论的批判，是通过主客观一致，精神和物质的统一的一元论而实现的。马克思主义追求主客观一致，精神和物质统一的一元论，反对政治和经济相脱离的二元论。习近平提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就是要求全党把政治统领落实到经济建设各项工作中去，而不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政治经济两张皮。面对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科技、政治与业务等之间普遍、经常的矛盾，自列宁和毛泽东提出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以后，就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上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笛卡尔的精神、物质二元论，是两个彼此独立、平行存在、不分先后因果并发展的本原。在认识论上，最后只能倒向客观唯心主义一元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法则对二元或多元论的批判，直指调和、折中、违背是非，摧毁了最终脱离客观的思维方式掩体。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黑格尔主义的施蒂纳的唯心主义时，批评说：“这里甚至把“获得”（前文所说的物质和精神的获得——引者注）和官僚制度又导入共产主义，不言而喻，共产主义将因此而“达到它的最终目的”并不再成为共产主义了”。批评这种方法是“偷偷地把这种二元论塞给共产主义，这样就预先使这种二元论合法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48页）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提出问题导向，即矛盾分析法，也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法则在新时期的运用。回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在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存在的几乎所有的问题归纳起来，都有一个共性特征，即主客观分离：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初心，其认识方法在一系列问题上具有明显的二元论特征。这个问题不解决，十九大提出的“巨大代价”就无法纠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无法提高。
1， 贫富分化与改革初心的主客观分离
邓小平同志从1981年12月12日起，到1993年9月16日，至少有23次在各种场合谈及“两极分化”。定语均是“不搞”、“避免”、“防止”、“消除”或“如果”。决绝态度反映了邓小平同志作为老一代革命家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这个信念越到晚年，越加强烈。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邓小平年谱》，《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2月）
但是，自1981年提出不搞两极分化九年以后，邓小平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提出，“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邓小平年谱》，1993年9月16日）
26年后，今年2月7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刊登了世界两极分化最新研究论文：中国前10%的人占据了67%的财富，而俄罗斯的这一比例高达71%。
从1995年到2015年间，两个国家1%最富有人群的财富占比更是翻了一番。在中国，这一数字从15%增长至30%，而俄罗斯则从22%飙升至43%。
在前苏联崩溃中，经过新自由主义“500天计划”改造，实施了资本主义。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在深化。社会实践的结果是，中俄的贫富分化，远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法国和英国。两国均从曾经的基尼系数极低，两级分化到前10%的富人占据三分之二以上的社会财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仅比俄罗斯资本主义低4%；20年间在1%最富有人群的财富翻番速度上，中国甚至超过俄罗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受到的挫折不仅是苏东解体，作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也出现了贫富分化追赶、超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曲折。改革开放，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前无古人的实践探索。在探索的道路上，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但必须做出总结，正视问题。今天两极分化的现实既不是周恩来同志抱病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意愿，也不符合邓小平同志不搞两极分化的主观愿望，为什么会出现主客观分离，违背四五十年前初心？我们违背了哪些前期实践证实了的正确理论，执行了哪些错误或者不准确、不全面的理论或指导思想？一切追求真理者不得不严肃反思，从理论滞后于实践的唯物论出发，敬畏、正视实践结果，慎思明辨，总结归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而以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为丰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努力。
2，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解的二元论
1959年底，毛泽东同志在学习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时提出“
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毛泽东年谱》，1959年12月24-26日)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用对立统一法则总结认识社会主义规律的开始。也就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亦即确保共同富裕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开始。虽然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基础的，但是，在不同的阶段、以及不同的地点和社会条件下，矛盾主要一方是相互转化的。而且无论如何转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来也不可能脱离一方对另一方的制约，依赖。1981年，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时，在谈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时说：“毛主席最大的弱点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忽视生产力的发展。” （《邓小平年谱》，1981年5月15日）1984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年谱》，1984年6月30日）这个观点相对列宁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要消灭阶级。”（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6~7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469页）“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四卷11页）有了调整，得到十三大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十三大报告）。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又提出，“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
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同年5月20日，又提出：“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以上均引自同日《邓小平年谱》）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唯一特征。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大召开，大会对邓小平的观点进行了综合：“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十四大报告）
这个综合结论，一方面保留了邓小平同志之前曾经对社会主义性质排他性、唯一性特质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从十三大修订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角度，吸收邓南巡讲话，把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本质。
长期以来，在理解社会主义本质论方面，我们队伍中有的同志存在着四个倾向：⑴平列因果。共同富裕是目的，发展生产力是手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为了人民共同富裕，向消灭阶级、社会大同的共产主义目标前进（为此，就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靠社会主义制度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而平列，就混淆了目的与手段的区别，也就混淆了手段的资本主义可能性与目的的社会主义唯一性的区别。
⑵逻辑不清。把发展生产力错误理解为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即认为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就实现不了社会主义，忽略了我们所说的发展生产力，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第一位的必要任务，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正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条件，而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即便有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也未必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⑶淡化特质。“共同”体现了生产关系，“富裕”体现了生产力。社会主义的唯一性本质，其实可以浓缩为“共同富裕”，把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平列，侧重了生产力，淡化、忽略了生产和富裕的“共同”性。
⑷离开核心。没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衡与否的对立统一中把握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违背了生产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生产，助长了唯生产力论。
这样，就容易把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两者彼此独立。这些错误的性质，在哲学上折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衡与否的对立统一矛盾，具有明显的二元论特征。
回顾历史，建国以来二元论思维特征就存在于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或者片面强调生产力，或者片面强调所有制、阶级斗争，这些倾向对马列毛邓论述的理解、引用也是片面的，它们各执一端，脱离辩证法。这种片面性在不同的时期各有侧重，从而产生了“左”和右的倾向，产生了不同特点的错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1974年初，毛主席给叶剑英同志的信中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毛泽东年谱》，1974年2月15日）笔者当时作为初入党的青年党员，对此缺乏理解。时至今日，认识到二元论倾向有它的普遍性，不加警惕，继续发展，就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苏联在崩溃前，就出现了右倾特征的唯生产力路线，走上了不归路。1986年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新思维改革”，批评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要平衡的观点，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实践是检验改革的唯一标准。这是脱离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的典型二元论案例。在工作重心转移之前，出现过大量违背毛泽东思想的空头政治以及影响经济的人为矛盾，例如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大谈批林批孔批《水浒》的现象，受到毛泽东同志“文不对题”的批评（《毛泽东年谱》1975年9月24日）。既使在毛泽东同志否定的文革内战时期，也长期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一元论，以后又增加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以克服不同倾向的二元论。在工作重心转移以后，产生了方向相反的二元论，如政治和经济的二元论、党的领导和党政分工的二元论等。
首先是有的同志片面理解“与时俱进”，忽略了列宁的“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元月25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72页）忽略了毛泽东“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1955年9月-12月））一些同志不自觉地予以错误演绎。
思想方法上的二元论，在一些领域的实践中自然产生“政左经右”的状态。长期以来，在受到影响的范围内，在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方面扎扎实实走形式；在经济上，对新自由主义饮鸩止渴，GDP挂帅，政经两张皮；在发展生产力、组织社会化大生产中，形成私有化的政商一体，如变节丧志的王珉、程维高、仇和一类的高级官员，积极助长私有经济存量主体化，不加约束地采用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经济，鼓励私有资本侵吞和消解国有企业，加剧经济失调和两极分化，导致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构成了十九大指出的“巨大代价”。十八大以后，有些人依然散布民营经济也是公有经济，国企改革宣扬“所有制中性论”，力推私有化道路，压制民主管理。特别是在私有经济存量主体和在部分领域的主导作用下，宏观经济逐步呈现产能过剩，重复投资与需求不足矛盾加剧，对此否认这是由于经济性质中的股东至上的资本主义特征的原因所致，顽固地继续用新自由主义理念提出深化改革举措，例如，用私有化解决公共服务问题，否认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市场化对消费的裹挟，以及货币贬值等综合因素构成的总需求不足，否认其为经济下行的主要矛盾，寄主要希望于优惠私人资本，即对私有经济构成的社会资本主体“不分行业”的减税效果，寄希望于私人资本投资意愿等。这些内容在相当多的方面，都与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产生对立。特别是在一些折中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以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名，曲解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理论，回避导致改革开放中主客观背离部分的原因，在客观上调和“不忘初心”与两极分化，与新时代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突出社会主义初心，增加人民需求为基础动力，以提振经济的深化改革背道而驰。
3、生产力、生产关系二元论受到错误理解列宁“过渡”理论的影响
如果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政治和经济上的二元论否认政治主导的经济建设，同时否认两者之间矛盾的主要方面随具体条件、地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而变化，在阶级斗争和生产力中各执一端时，错误认识社会主义阶段论就加剧了二元论观点。有的同志认为：“列宁讲过渡时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更加残酷和更加尖锐的时期”，“但列宁说的是社会主义建立前的过渡时期，而不是整个社会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是过渡到彼岸。错解‘过渡时期’是服从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需要的。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一篇文章引用了列宁的以下观点：（作者在引用时删除了黑体字）
“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列宁选集》第3卷546页。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5月26日）
需要指出，这种观点的确注意到了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和苏维埃建立起来以后两个时期论述的变化，但是，用阶级斗争的烈度差异理解列宁的“过渡”阶段是机械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为了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删除了公有制的生产和分配，就抽去了社会主义灵魂，就脱离了马恩列毛邓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一贯的论述，也不符合社会主义运动百年的历史事实，特别是中国建国以来七十年的历史。这是一种书本化的理解，不可避免的陷入了政经二元论。这种论述和引用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有致命损害的。
“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阶级——当然，是在另一种环境中，在另一种形式下，采取另一些手段。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四卷11页）
列宁把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称作“双重任务”或“两位一体”的任务。认为巩固比建立“更困难”，“更重要”，因为
“战胜资产阶级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能是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四卷13页）
联系列宁的以上中心思想，可知因为斗争形式烈度的减缓而把阶级斗争局限在“列宁说的是社会主义建立前的过渡时期”，是多么错误的理解；结合苏联崩溃，是多么的不客观。
再来看“过渡”问题。列宁在后期，大量使用“过渡”这个词，指代过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各个阶段，并非特指建立社会主义前。列宁还批评了一种在“过渡”修辞上反映的错误倾向：
“这也就是在理论上哲学上用折中主义和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辩证法是具体的和革命的，它把一个阶级专政向另一个阶级专政的“过渡”，同无产阶级民主国家向非国家（“国家的消亡”）的“过渡”区分开来。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的折中主义和诡辩术，为了迎合资产阶级，抹杀了阶级斗争中一切具体的和确切的东西，提出了“过渡”这个一般概念来掩盖（现代十分之九的正式社会民主党人都借此掩盖）背弃革命的行为！”（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三卷，第680页）
至于通常批评的阶级斗争为纲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时，同样具有用二元论眼光、脱离语境看待历史的问题。
按照《毛泽东年谱》1962年9月24日记载，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会议时，在谈到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告诫和人类社会进程中旧制度复辟时提出：
“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我们可以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就讲，全党提高警惕，使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还有一点，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这一点，请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都要注意。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研究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大家都搞阶级斗争，就把工作丢了……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我们不要受干扰，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毛泽东年谱》1962年9月24日）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要平衡发展，从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原则看，毛泽东同志一直在警惕政治经济二元论，无论是把阶级斗争为纲解释成脱离生产，大搞阶级斗争的倾向，还是唯生产力论都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一直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和纠正，即使在文革混乱时期。从历史事实出发，我们不能用唯生产力论的二元论纠正空头政治和阶级斗争扩大化，从一个倾向走到另一个倾向。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两级分化体现的主客观分离矛盾初步暴露，这些现象最先引起了第一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反思。受到文革冲击的彭真同志在晚年认为四项基本原则应高于改革开放。张爱萍同志认为哪个阶级都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应该是共同富裕，公平正义。王震同志在生命最后时刻提出，毛主席早看了50年。陈云和李先念同志对党内走资派的客观存在产生醒悟，改革开放十周年前后，陈云同志提出，中国离开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必将亡党亡国。这些老一代革命家的晚年醒悟，是久经考验的战士毕生追求真理的经验总结，值得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充分重视。特别应关注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的习仲勋同志在晚年参观韶山毛主席故居时留言：“坚持毛主席亲自诠释的毛泽东思想。”这个观点要求在看待历史问题时，坚持历史真实，立足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力戒从理论到理论，从文件到文件，才能忠实于学术研究，实现党性和学术的统一。
4，实事求是和精英主义之间认识路线的二元论矛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三个归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个归纳得到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认可。这是经过真理标准讨论以后，我党在当时的理论成果。这个归纳把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分列，列出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提及到了二者的联系，“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是，一些同志忽略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之间的辩证关系，忽略了群众路线对实事求是的决定作用，就留下了二元论“后门”。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两者作为认识路线、工作方法，作为党的立场和宗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一些同志那里，真理标准讨论仅仅回答了真理是由实践来检验的，但没有看到一个关键问题：谁的实践，谁来检验？因此对于一些同志来说，当时的真理标准讨论是不彻底的，具有时代局限。唯有实践，才有思维和存在即主观和客观统一的可能，而历史唯物史观决定了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才是认识社会科学真理性的唯一途径。“历史上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行动，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846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04页）。“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却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790页）。
对于群众的作用，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做了理论阐述，列宁和毛泽东则进行了伟大的实践，做出了深入总结。列宁认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列宁全集》第26卷，269页）毛泽东依据的实践更为丰富，规模更为广泛，时间跨度更长：凭借五分之一人类从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的半个多世纪的空前实践，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总结为，是坚持奴隶史观还是英雄史观。
习近平继承了导师，指出： “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的这个讲话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把实践－认识－实践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统一起来，
把我党是人民的公仆、群众的学生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三种角色结合起来。
不重视社会实践、群众路线对实事求是的决定性作用，在方法论上，就留下了机械分裂而非辩证联系的二元论缺口，最终为英雄史观、精英主义留下空间，必然引向理论脱离实际，领导脱离群众，主观脱离客观的二元论。这个理论缺陷，与改革开放以后精英主义泛滥，群众路线淡化，使一些改革把人民群众由改革的实践认识主体错位为改革的对象，有思想认识上的因果关系。权力实践检验、精英实践检验，一个共同的思想特点是用实用主义混淆社会实践检验，一个共同的表征是思想和行动上而非口头上排斥人民群众路线。如果说，最初是对极左的矫枉过正，那么，一旦权力真理观、实用主义真理观横行，一声实践检验，就可以任意否定由社会实践检验了的相对真理，就可以按照需求曲解马列经典，就可以温水煮青蛙，实现社会主体的渐变转换，由昔日的工农兵渐变成了官商精英，例如在各级人大政协，在舆论界。其结果，自然以主客观分离为特征。这些现象在十八大以来有了扭转，但矛盾依然尖锐存在。以少数人的实践，取代多数人的社会实践，自然只能实现少数人先富的主客观统一。对于多数人来说，往往只有实践形式包装的空话、假话。多年来医改越改越贵，教改越改穷人离优质资源越远，房改越改房奴越多，80、90、00后越来越发现生而贫穷，阶级固化。百姓憎恶一些官员败坏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传统，形式主义满天飞的低级红高级黑，成了十八大以来整治的重点。长期实践证明：思想方法上的二元论时刻危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生命力。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克服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化，用“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更加准确地定位实践标准。
列宁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
（列宁：《辩证法的要素》，1914年9-12月，《列宁选集》第二卷，412页）
毛泽东联系实践总结，坚定地继承了列宁的思想。1964年夏，在谈到辩证法时说：“我不相信那两个范畴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平行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就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量和质的对立统一。对立统一也包括否定之否定。”
（《毛泽东年谱》，1964.8.18）
在1965年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毛泽东批注：“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
（《毛泽东年谱》，1965.12）
二元论和多元论，是对立统一法则的敌人，在工作实践中受到毛泽东高度警惕。例如1959年2月1日，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主观计划合乎客观规律的问题，我想是不是不讲成两件事，是两件事的对立统一。主观能动性必须反映客观实际。”
（《毛泽东年谱》1959.2.2）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而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毛泽东年谱》，1964.3.24）这些就是对二元论和多元论的批评。这些理论总结，对于我们今天树立对立统一的思维方法，克服形而上学，正确实践改革开放，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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